重新思考什么是属于影视作品的文学性

——谈谈严肃文学的影视改编

       
      
       回望中国电影百年、电视剧六十余年的历史，那些高光时刻都离不开和文学的携手共荣——从《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到《祝福》《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再到《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近年来，原创勃兴，网改逆袭，严肃文学的影视化转换遭遇某些瓶颈。或因题材恢弘难以驾驭，或因天生缺少基础“粉丝”不被影视市场看好，或因改编周期长资金负荷重等。
      
       正当需要有一部扛鼎大剧为严肃文学影视转换“提气”时，2022年的开年大剧《人世间》诞生。这部剧引发的全民追剧热潮，达到了近年来少有的“天花板”高度。一流编导演以专业换来信任的改编使小说原著的影响获得极大扩容，也引发了我们对于文学原著影视改编的重新思考。
      
       我以为，在未来选择严肃文学进行影视改编时，需要以下三重对焦：
      
       改编要和现实属性、民族符号对焦。
      
       中国故事、中国梦始终是影视创作的主题词。近几年由文学原著改编而来的一些剧集，较多是截取了历史的断面，赢在“话题”。如婚姻、育儿、养老、啃老、住房、职场等等。须知，记录时代、凝聚了全社会集体情感的现实主义IP才是真正的大IP。这些文学作品恰恰是去话题存人生经验的。正如王海鸰改编《人世间》时说的，这部作品表现的不是一个横断面的生活，而是纵横几十年，有叙事原点、历史纵深感的一种生活。叙事原点——共和国昔日的工业重镇，改革开放后经济落后，几十年不变的棚户区光字片。生活在那里的不是普通工人就是下岗工人。工人家庭生活的艰辛，老工业基地的阵痛——在50年漫长的历史中，这里的人没有向生活低头。周家三兄妹出了市委书记、大学教授，他们为国效力，也有一心守护小家的周家“老疙瘩”周秉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尽其所能地守护着光字片“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光子片代表了民族精神符号。“大家”和“小家”组成了社会，充满了中国式人情。大哥秉义一心为大家，弟弟秉昆一心为小家，和睦的家庭和一家兄妹的命运正是今天值得去尊重和回望的历史。这是小说家一种成熟睿智的思考，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发现了小说应当发现的”。除此之外，小说原作提供的故事、细节、人物，都有别于那些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相割裂的作品，在长篇小说中亦不多见。
      
       《白鹿原》的小说原著也提供了现实属性和民族性格符号。和《人世间》中老工业区光字片相映成趣的是，《白鹿原》是以关中平原的“仁义村”白鹿村展开。这一叙事原点是一片有浓厚的关中风情的土地。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喜剧。朱先生对传统道德的坚守，白嘉轩的勤劳与自私，鹿子霖的望子成龙，白孝文的情感波折，白灵投奔革命，黑娃被迫为匪，鹿兆鹏追求理想，鹿兆海舍生为义，演绎了两个不同家庭子孙的曲折人生轨迹和命运归宿。作品的厚重在于展现了古老的土地在阵痛中颤栗，但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在洗礼中得到了传承和变革，重新改写旧体制和生产方式，这片土地就会迎来明媚的阳光。丰沛的文学滋养，自带的厚重——有了原著的史诗品质，打造影视史诗的目标变得不再高不可企。
      
       改编也要和当代社会价值、审美趋向对焦。
      
       艺术虚构的最高形式并非故事，而是人物。《平凡的世界》中，在面对现实压力和人生抉择时，孙少平兄弟依旧坚守最初梦想和对爱情执着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自尊好强的高中生农家子弟孙少平，与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红梅相爱，后郝红梅转爱家境优越的顾养民。倔强的少平回乡劳动，在经历了大旱、抢水、死人的事件后，断然拒绝侯玉英以进城为诱的追求，远离故土，漂泊揽工。哥哥孙少安初中毕业就在家里劳动，与村支书田福堂的女儿田润叶青梅竹马，遭到田福堂的剧烈反对。最终少安娶了勤劳善良的山西姑娘贺秀莲，转型开办了烧砖窑，走上了致富路。有不少读者说，在困难的时候有一本《平凡的世界》相伴就有了将路走下去的勇气。
      
       《人世间》中的秉昆尝尽人间冷暖的生活滋味，身上却有着满满的中国式的情义。他对小家充满道义担当，遭遇了那么多挫折，出狱以后，和原来的好朋友们一起开搬运公司，重新找回自己。编剧王海鸰说，以我们国家现在的开放程度，周秉坤的价值观应该能够被大家所接受。事实的确如此。写出底层小人物通过努力实现逆袭，体现社会正能量，引起人们共情，是小说原著也是影剧改编共同的创作秉持。
      
       《装台》里的顺子作为一个底层打工者，无论别人怎么看待他，他都认为装台是一份和艺术有关的活计，尽职尽责，吃苦耐劳。前妻所生的孩子引爆家庭纠纷，和现在的女人又是一个酸甜苦辣故事。人来人去，所寄居的城市，城中村一次次传来拆迁的消息。不变的是顺子做人做事的责任和担当，日子还得开心地过下去。
      
       《平凡的世界》《装台》《人世间》中普通人不求大富大贵，但他们努力改变自己。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生活的。正如《人世间》的一句主题歌词：“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这些小人物的逆袭，正是当代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也是能够吸引全域观众追剧的魅力所在。
      
       改编还要和形态转换、编码重译对焦。
      
       选定严肃文学IP进行影视化转换、扩容是一种再创造。文学长于对时代人生进行深刻思考，在语言、形象、讲故事方面也有优势。影视是综合艺术，其表现力无可比肩，且拥有空前强势的传播平台。在改编的时候不应该把积极的文学精神剔除，这不现实也不理智。但是也应该看到，具有一流文学元素的小说不能和一流的电视剧划等号。有些作品改编后甚至在收视上遭遇滑铁卢，固然可以责怪市场，责怪观众趣味，但更应反思的是对于影视文学性的认识。在要求影视剧具有文学品性的时候，不能忽视影视在承载文学性方面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文学性进入电视剧不是主导，而是服务。这种服务在多数情况下应该构建在影视剧先天有的规范和功能内。如果过分强调原著的文学性而忽视影视自身的表达方式，就是原作者亲自改编也未必尽如人意。将文学原著改编成影视作品时，如果充分考虑到后者的艺术特性与规律，哪怕牺牲部分原著的文学性，也会在影视作品中获得新的属于影视的文学性。应该承认，文学性仅仅是构成影视剧的一部分，只有把荧屏效果作为创造的最终目的，才可以使编剧将文学性优秀的作品转化为视听形态，才可以产生优秀的影视作品。
      
       回到《人世间》，编剧王海鸰强化、渲染着剧集的“过年”，她认为，过年被赋予的意义在于既是周家一家人对团聚的渴望，也是展示国家与时代突进的窗口，而“六小君子”每年初三的聚会，也是时代和人情变化的记录。同时又通过和导演、原著作者沟通，最后决定把原著“改暖底色”。梁晓声通过小说《人世间》表达对人物命运的深切的同情和现实的种种不堪，具有现实主义深度。但是影视作为可视的形象是直接给观众的，没有小说那样大的空间去思考，没有不确定性。让人看到好人有好报，这也是一种观众期待。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改动。电视剧《人世间》后期的形式转换和编码重译也做得很用心。除了演员对角色的出色演绎，剧终，恍若隔世的光字片棚户区置景，嘎啦嘎啦自行车链条的音响，如怨如诉的主题曲“世间的苦啊，爱要离散雨要下，世间的甜啊，走多远都记着回家”余音袅袅，极大提升了小说原著的审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