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张幼仪结婚，并非自由恋爱的结果。婚后他去了美国留学，后来又跑去剑桥，就把张幼仪接到了英国。在英国，徐志摩因为文艺气质爆发，也因为遇到了袁昌英、林徽因等新女性，所以情感发生质变，并提出与张幼仪离婚，理由是他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彼此束缚，为了自由应该分开。

　　张幼仪没有要分开的意思，因为她那时有了身孕。如果从家庭、道德伦理的方面讲，当然要批评徐志摩。尽管从现代自由婚恋的角度说，既然有了“单飞”的想法，任何人提出离婚都未尝不可，但一个男人怎么能在妻子怀孕的时候不负责任地提出离婚呢？如果已经有了分手的意愿，为什么还让张幼仪怀孕呢？从这点来看，徐志摩太公子哥了。

　　徐志摩宣布与张幼仪离婚，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幼稚、荒唐——当天徐志摩带着表演性质地说“我们要离婚”，说完话就跑开了，简直像一个小孩子的恶作剧，张幼仪也没什么大反应。

　　民国以来，令人欣赏的女性很多，但第一个令我佩服的就是张幼仪。因为传统女性如果被要求“离婚”或者被丈夫“休妻”，后果可能很严重，例如鲁迅就没有和朱安正式离婚，因为他知道如果提出离婚，那么朱安只能投湖或者上吊。张幼仪不同，她接受了一些现代教育，离婚后她从英国回国，开店、做时装，在上海滩影响一时。这种独立的精神，即使放在现在，也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徐志摩和林徽因在剑桥的相遇，一些传记、学术文章提及他们当时在恋爱，但就我个人的研究结果看，当时徐志摩的确是恋上了林徽因，但林徽因却没有恋上徐志摩。或者再保守一点说，她的情感绝对没有徐志摩那么浓烈。为什么这么说呢？

　　徐志摩先认识了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林徽因当年是称呼过徐志摩“徐叔叔”的。不管林徽因多么新潮，一旦有了这样辈分上的差别，此后她与徐志摩在剑桥的种种畅谈文学、谈天散步，就可以解读为一个年轻女性（林徽因生于1904年，在剑桥时不过十七岁）遇到了一个很能谈得来的大文友，而这个文友还是父亲的朋友。所以，当时的情形是虽然二人天天见面，但她并没有像电视剧的桥段那样爱上“大叔”。不然，十七岁的小女孩如果真的恋上徐志摩，哪能那么轻易地就跟随父亲回国？我的这个解读，可以与林徽因后来所谈的相印证，她曾说自己并没有对徐志摩动感情。如果把时间限定在剑桥阶段，我对这个说法是很认同的。也有学者考证过徐志摩的诗《半夜深巷琵琶》和林徽因的《深夜里听到乐声》诗，认为林徽因对徐志摩动感情，不是在剑桥，也不是徐志摩回国的那几年，而是在送泰戈尔南下时。这一点，我同样赞同。

　　陆小曼是徐志摩朋友王庚的妻子，王庚因为在哈尔滨工作，不常回北京，就委托徐志摩代为照顾。这个过程中，两个人产生了爱的火花，并且爱得一塌糊涂，最后冲破种种障碍结了婚。

　　徐志摩因为坚守爱情至上的原则，所以发疯一般追求陆小曼，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二人结婚时，徐志摩很希望老师梁启超出席婚礼并作证婚人，但是遭到拒绝，梁启超写过长信狠狠批评徐志摩，认为他不应该如此，徐志摩在回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爱情和婚姻是有理想状态的，但是现实与理想之间又常常隔着鸿沟。徐志摩回信的大意就是：我既然爱了，就必须为这爱而努力去追求，否则良心不安，这是一种自我负责、人格确立的表现。

　　徐志摩曾在给林徽因的信中写有这种体悟，他说：“……也许从现在起，爱、自由、美将成为我终其一生的追求，但我以为，爱还是人生第一件伟大的事业，生命中没有爱的自由，也就不会有其他别的自由了：……爱就是让人成为人，你觅得爱了，你成人的机缘就到了……”后来，胡适在悼念徐志摩时也提到了这几个关键词——“爱、自由、美”。徐志摩用一生，实践了自己的人生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