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苏曼殊的交往

　　清朝末年，反清革命志士、文学家和诗僧苏曼殊，不仅与孙中山、廖仲恺、黄兴等同盟会元老过从甚密，而且和当时学术界、文化界中的名人如章太炎、陈独秀、柳亚子、章士钊等亦有交往。但苏曼殊曾经与鲁迅先生有过交集，却不太为人所知，笔者试为钩沉撮要，以期为研究鲁迅和文学史者所注意。

　　鲁迅对苏曼殊有不少言论谈及，是对研究鲁迅及苏曼殊弥足珍贵的史料。苏曼殊在日本留学时，曾追随孙中山参与反清活动，但他与鲁迅合作欲创办文学杂志之事，包括柳亚子先生在内研究苏曼殊的传记、年谱均语焉不详。

　　1907年夏季，鲁迅东渡日本留学，曾与几位友人筹办《新生》杂志，欲借此阵地鼓吹新文学革命。但可惜后来因“隐去了若干担任文字的人，接着又逃去了资本”，遂使此举流产。鲁迅所说的这几位志同道合者中就有苏曼殊（增田涉《鲁迅的印象》）。

　　苏曼殊于1918年病逝。至上世纪三十年代，苏曼殊的遗著纷纷出版，形成了一股“曼殊热”（鲁迅语）。日本学者增田涉在研究鲁迅写作《鲁迅的印象》一书时，也对身为革命志士和文学家的“诗僧”发生浓厚兴趣，并得到了鲁迅的细致指导。鲁迅似乎很赞成他了解和研究苏曼殊，在1934年9月12日致他的信中风趣地谈到：“研究曼殊和尚确比研究《左传》《公羊传》等更饶兴味。”在这封信中，他还告诉增田涉：“此地的曼殊热，最近已略为下降，全集出版后，拾遗之类，未见出现。”（《鲁迅全集·书信》卷13，第5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下引只注卷数、页码）“全集”即指《苏曼殊全集》，是苏曼殊老友柳亚子编的，共五集，北新书局于1928年至1929年陆续出版。由此看出鲁迅对苏曼殊著作的出版还是很关注的。

　　鲁迅还曾将他在日本与苏曼殊交往的旧事告之增田涉。增田涉后来出版回忆录《鲁迅的印象》，在书中记录了鲁迅的回忆：“……他（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是虚无主义，倒应说是颓废派”，“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当时增田涉问及此人是谁？ 鲁迅回答：“就是苏曼殊。”由鲁迅对增田涉的介绍可以看出，鲁迅应该并不太清楚苏曼殊是革命志士。鲁迅是否在日本参加了光复会？ 似乎迄今仍未有定论。假如鲁迅参加过光复会，最早在日本成立的反清秘密团体青年会、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苏曼殊都是发起人或重要参与者。苏曼殊参加留日学生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及拒俄义勇队，随黄兴练习射击，以备举行反清起义。苏曼殊留日考入振武学校习学陆军，他加入的反清秘密团体军国民教育会，其宗旨即是尚武、起义、暗杀。由此可见苏曼殊是个血脉偾张的革命青年。而鲁迅的性格恰与苏曼殊相距甚远。鲁迅曾说过他不擅从事具体暴力革命工作的话，而且有文字为证。1925年3月31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说：“希望我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鲁迅全集·两地书》，卷11，第32页。）苏曼殊性格散漫，不拘小节，大概也不适合做反清革命团体的领导人物。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鲁迅的讲演与讲课》中说鲁迅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绝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是“带领大家奔走向前的战士”（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这当然是说鲁迅是在革命和思想界“带领大家奔走向前”而言。鲁迅与苏曼殊在日本交往的这段史料，对鲁迅和苏曼殊的传记年谱，则应是珍贵的补遗。

　　鲁迅对苏曼殊并无反感。鲁迅通日语，能用日文写作，他对苏曼殊精通日语颇为欣赏。1932年5月9日，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曼殊和尚的日语非常好，我以为简直像日本人一样。”（《鲁迅全集·书信》卷13，第482页）苏曼殊祖籍广东中山县，其父于日本经商，故生于日本，其母是日本人，所以日语极娴熟。可见当年鲁迅与苏曼殊有过交谈，所以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曼殊不仅是文学家、诗人，还是翻译家。除日文外，他通晓英、法、梵文，译著有雨果的《惨世界》及《拜伦诗选》《英译燕子笺》等十余种。鲁迅也是翻译家，在青年时代是拜伦诗歌的崇拜者，很多年后他还写《杂忆》一文回忆拜伦对他的影响。但对苏曼殊的译拜伦诗，鲁迅却说是“古奥的很”。苏曼殊译拜伦诗，用古诗体，又经章太炎为之润色。鲁迅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苏曼殊也与章太炎有师友之谊。1910年苏曼殊与章太炎、陈独秀倡议在中国建立梵文图书馆，鲁迅师从章太炎学“小学”（文字训诂），三人不知在日本东京是否有过从？ 可惜没有记载。有趣的是，鲁迅与苏曼殊对章太炎的缺点都有过批评。鲁迅曾写《章太炎先生二三事》，批评“投壶”之类的颓唐之行事；苏曼殊也曾对章太炎对袁世凯抱有幻想，退出同盟会另组共和党的“兴致”大为不满。可见“吾爱吾师”，但在直言无讳这一点上，鲁、苏二人是相似的。但据周作人著《关于鲁迅二章·鲁迅新论》中曾回忆：青年时代的鲁迅很喜欢读苏曼殊的《惨世界》，也许是这部翻译作品是苏曼殊用白话翻译的缘故。

　　鲁迅为增田涉辅读《中国小说史略》，时间持续了三个多月。增田涉“几乎每天到（鲁迅）寓斋来”，除专谈《中国小说史略》有关问题，“有时也纵谈当时文坛的情形”，可以想象谈及与苏曼殊的交往，很可能不止《鲁迅的印象》一书中所记的那些。苏曼殊虽然已于1918年早逝，但当时正是鲁迅所称“曼殊热”开始盛行之际，包括苏曼殊的小说、绘画，尤其苏曼殊的七言绝句，风靡传诵脍炙人口。当时能写旧体诗的名家如郭沫若、陈独秀（苏曼殊曾向他学作诗）、柳亚子、郁达夫、叶圣陶等，及与苏曼殊同为南社社员的著名诗家们，对苏曼殊的诗都有赞誉和评价。

　　鲁迅与苏曼殊各自从日本归国后，再无一面之缘。但1928年3月发生的一件事，又将二人联系到了一起。一位马姓女子来信，大意是说自1月在杭州孤山分别后，望鲁迅答应与她通信并接受拜访云云。鲁迅复信告之见到的“鲁迅”决非本人。女子邀人访问鲁迅，才知与见过的“鲁迅”实非一人。但女子出示一首“鲁迅”在西湖苏曼殊墓侧的题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 飘萍山林迹，待到他年随公去。”落款是“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

　　鲁迅后来请朋友去调查，方知假鲁迅是当地乡村小学老师，鲁迅未痛加谴责，为澄清事实只发表了一篇《在上海的鲁迅启事》，行文不乏幽默，甚至字里行间略显同情。由此可见鲁迅的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