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委派乔治·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使团访华。使团中负责财务的主计员约翰·巴罗归国后撰写了一部《巴罗中国行纪》，记录下此行的见闻及观感。

　　17世纪、18世纪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由《行纪》内容可知，巴罗对这些学科多有涉猎，而且在出访之前针对中国做过些“功课”，他的写作态度也是认真的。故此，这本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然而，由于英国的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当时均居世界领先地位，面对处于落后、保守状态的中国，巴罗难免有“居高临下”之感。此外，正如该书“结语”中所言，全面报道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知识”，而当时，巴罗还难以做到。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他对某些事物带有偏见和误解，乃至作出错误的判断。在此仅就《行纪》中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几点误判略陈浅见。

　　巴罗对与欧洲拼音文字迥然不同的汉字颇感兴趣，在《行纪》中作了较多的介绍。然而，他在谈及汉字发展历史时却断言：“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中国人曾使用过象形文字，或者说他们现在的文字起源于象形文字。”毋庸置疑，这是个误判。

　　虽然那时表明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的最有力证据——甲骨文尚未被发现，但巴罗如果对金文、大篆、小篆乃至隶书等字体有足够的了解，也不难发现汉字形体由图形到笔画、由象形到象征的变化，以及造字方法从表形、表意到形声的演变。遗憾的是，巴罗仅凭对楷体字的观察就轻率地作出了对汉字起源的判断。

　　巴罗在《行纪》中还对满文作了简要介绍，称赞其“发音丰满洪亮，比任何东方语言更像希腊语”。他断言，如果清廷“继续执政一个多世纪，满语极可能代替汉语，或者至少成为宫廷语言”。而史实却是，自清中期起，满族语文已在官场上渐呈颓势。待到距巴罗访华一个多世纪后，连宣统皇帝掌握的满语也仅是只言片语了，遑论以满语替代汉语或者成为宫廷语言。巴罗的这一断言可能是套用了欧洲国家在其殖民地推行宗主国语言的经验，而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

　　《行纪》中也论及中国的诗歌。巴罗认为，由于缺乏“体现高雅和力量的形容词”，汉语之美完全在于“字的挑选”而不在于“发音的选择和安排”，因而影响了诗歌的发展。并认为爱情和战争是诗人喜爱的题目，而由于中国的社会完全断绝了男女间的爱情，中国人“不是战士的民族”，所以导致“诗歌没能成为中国人喜爱的东西”。此外，他还认为汉语不宜用于豪放的诗歌。

　　我觉得，巴罗对中国诗歌的评价以及对汉语中形容词的印象，显露出他对中文认知程度的局限性。他可能更不了解，我们是采用非常完善的“格律”来规范诗词创作中“发音的选择和安排”的。

　　此外，中国诗歌中从来不缺少爱情和战争题材。我国的诗歌艺术宝库中不仅是“花间词”与“边塞诗”并存、婉约诗与豪放词相映，而且在婉约诗里不乏家国情怀，豪放词中亦多侠骨柔情。

　　约翰·巴罗对中文的误判印证了一句名言——“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