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成就了通古达今的、中国的、世界的林语堂？拜阅过“当今世界研究林语堂第一人”（顾彬语）、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主编的《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遗产》”），笔者对林语堂非凡造诣的由来，萌生了几点泛泛思索。借用本书多次援引的林氏自评，或许林氏纵跨古今东西的文学与生命状态，其实都离不开“由衷”二字。

何谓“由衷”？林氏有言，“学文必先自解脱性灵，参悟道理始”。此言不虚，也可扩大至文学以外的场域加以理解。林语堂的文章里，“由衷”的性情文字占据多数。但在情感洒脱之余，林语堂的文心不散漫，他的文字怀揣着智性的批判心、同理心，不矫揉造作，不偏狭自私。观诸林语堂文学的“由衷”，《遗产》所举他以明代故事为底本，改编创作《杜姑娘》的经历，堪称“活化石”。《遗产》告诉我们，本次改编的起因是明人故事的“悲剧力促动了林语堂，欲将此故事讲与西人听”，这便是共鸣于古人的“由衷”。令人感慨的是，林语堂并未图方便，走翻译这条“捷径”，而是遵照西方人情感，拆解重拼了明人设立的情节骨架，其“对源本所作的更变竟是戏剧化的，超出想象的多”！这便是林氏融汇在《杜姑娘》里的第二股“由衷”。如此悟古人所知，想西人所思的“由衷”之作，怎能不让读者、观众为之动容呢？

当林语堂的文学文化置身于“中外文明”向“人类文明”蜕变的蛹壳，他的“由衷”，便成为我们不论种族、不讲位阶、不分性别对抗“现代病”沉疴的一剂温和良药。《遗产》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林语堂面向美国读者写作出版了《中国烹饪与饮食艺术》，该书既是异国好奇者打量乃至亲手试制东方饮食的“菜谱”，更寄托着林氏一重更高的期待：“在以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时代极速到来之时，中国烹饪能帮助提升美国文化与重建美国社会。”《遗产》还谈到，林语堂作品在“看似轻松闲适的表象之下”，肯定存在针对西方的“实质性的严肃批评”。或许书中所指的“西方”，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也不是国度的，而是文明阶段的，是相对“早一步”迈入现代的西方世界。在林语堂的思想世界里，太平洋不过是一湾浅浅的内湖，他在“东方”这岸望见了“西方”的现代“文明病”，因而送去了“东方”的平复解药。反过来，林语堂也在苦吟“文明病”之痛的“西方”这岸，望见了“东方”极速驶向的复杂未来。因而林氏文章的劝告、纾解，也是预备给不久之后的东方的。

读罢《遗产》，一句精辟的论断让笔者记忆尤深：“林语堂不是回归他本族文化的影响，而是从对中国文学的重新发现和组合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身份。”回想古今东西之间的林语堂，以及他徜徉于古今东西之的那个“由衷”，我们是否可说，林语堂已然“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乃至新的文明身份”呢？这个设问只能到林语堂的文本和精神世界里去追寻答案，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钱锁桥/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