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是写书法的，非常不了起。许多中国文人都知道的：他了不起的，还有他的“娱乐方式”。当年在绍兴，他发扬光大了一种“流觞”吟诗的娱乐方式，碗里放些黄酒，让碗在水里漂，碗漂到谁跟前，谁就喝酒吟诗。这项小范围的文友聚会活动，被他记录下来，成为旷世经典的《兰亭集序》。于是，他的书法和文彩，还有这种文人的娱乐方式，上千年来，一并被中国文人所追慕。

　　我读高一的时候，到绍兴兰亭看王羲之的“流觞”处——就是一条小水沟，实在不太好看。过了二十多年故地重游，再去看当年王羲之玩耍的地方，要是单纯说景致，还是不太好看——在这么不太好看的地方，用这种具有创意的娱乐方式，玩出了这么大的名气，让据说在西周时代就出现的文人饮酒方式发扬光大，文化的力量真的伟大。

　　故地重游时，我在油炸臭豆腐的味道中，游了绍兴城里的小弄堂，难得看到了几个戴着黑毡帽的本土老头老太。我想，当年王羲之他们，是不是也戴着黑毡帽啊！这扮相，我一想象，就会不由自主地微笑。

　　如果现在有人，把酒啊、菜啊、点心啊什么的，搬到哪条流着水的小沟边，也像王羲之他们一样玩“流觞”，弄不好，别人会觉得莫名其妙。

　　前几年，绍兴有人也复古了一把，再现了“流觞”场景，黄酒倒在杯中，人在水沟边坐好，酒杯就在水里漂起来，引来媒体无数，但参与者是否能感受文化之美就很难说了。

　　说起东晋，让我们不由得怀念那个“自由散漫”的年代。在那个年代，多有文人放浪形骸，极尽张扬。他们高谈阔论，喝酒吟诗，着奇装怪服，活为自己活，死为自己死，痛痛快快的。

　　王羲之有个儿子，叫王献之。王献之与父亲的个性一脉相承，很有意思。有一天，天上下着大雪，王献之突然想好友戴安道，他连夜乘着船去看戴安道。天快亮的时候，王献之才赶到戴安道的家门口，他却连门也未敲，就离去了。仆人奇怪了，问这是为什么，王献之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你看看这王献之的率性，与其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事要是放到现在，身边的人肯定会在心里说：“你发什么神经！”

　　现代社会与东晋相比，不知文明开放了多少。但有一种东西，却极少见了——那就是藏在一个人身上，现在看来有些“神经质”的东西。这种神经质般的固执，其实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坚守，古人们用这种体悟和处世态度，构筑起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至今让人高山仰止。

　　然而，传说中的那些“神经质”的名士，如果活在今天，还有没有人会欣赏他们的特立独行？

　　时代潮流滚滚向前，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住的房子、用的产品、开的汽车，越来越出现趋同性——这是工业设计者根据用户使用习惯作出的选择。但是，文化应当如此吗？文化趋同可以是主流价值的趋同，但文化形态、文化生态等层面不妨是万紫千红、别样精彩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那么也许只有从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儿上，才能洞彻王羲之的“流觞”人文情怀和王献之的“兴尽而返”的人生态度——而用某些功利主义的眼光去看，你就根本无法了解，不知其所以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