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文字的艺术，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像绘画那样，使用线条和色彩来塑造出直接可视的形象。文字只是一种抽象的语言符号，文学家只能使用这些符号来表达自己心中孕育的形象。换句话说，小说中的人物、环境、情节等，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虽然，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对人物、情景等作出极其生动的描写，但读者若想离这些人物、情景更近，需要依赖自己的想象。而且，读者总是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凭借自己的理解能力来想象作品中的形象，从而进行加工与再创作。不同的读者，由于生活经验、文化素养的差异，对于同一作品中形象的把握也会千差万别。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中，鲁迅先生说：“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指梅兰芳）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鲁迅先生在这里论说的，就涉及《红楼梦》从文字向图像的形态转变。追溯《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巅峰之作的版本演变，从最初单纯文字的手抄本，到木活字排印的“程甲本”，书中就出现了二十四幅主人公绣像。再往后发展，各种人物情节的图像便逐渐增多，异彩纷呈。

　　相比于手抄本的稀有罕见，“程甲本”虽然解决了数量的问题，但由于认读的要求，还只能在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群中传播。在《红楼梦》走入民间的过程中，曲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种评书、鼓曲将大观园中的人物带入大众视野。而曲艺作为说唱文学，仍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而杨柳青年画中有关《红楼梦》的题材，就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白，为平民百姓确立了“看得见”的金陵十二钗形象。

　　在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藏品中，有一幅名为《红楼梦》的杨柳青年画。从画面上看，描绘的应是第八十七回“感秋声抚琴悲往事”的画面。宝玉倚窗而立，侧耳倾听。黛玉则是手抚琴弦，侍女相伴。在小说第三回，宝玉一出场就被形容为：“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黛玉则是“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读者在折服于作者妙笔生花、文采飞扬的同时，自然对于真实可见的形象产生向往。杨柳青的画师们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这一愿望，让人物走出文本，走到大家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