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谈论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他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漂泊异乡的移民作家。1948年，古尔纳出生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1968年，为了躲避国内动乱前往英国。只是，身体的位移并不代表心灵的远离。相反，无论走到哪里，桑给巴尔始终深深地藏在他的心底。就像他所写的一样，那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从草和叶子的气味到天气的最小变化，一切都有名字”。

　　因此，为了记录这些名字，就有了古尔纳的写作。十几岁的他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提起笔来创作。但恰恰就是这种“偶尔的、模糊的、无意义的活动”，在多年以后彻底地改变了他，给了他一种从他乡遥望故乡的契机。自此，从“走出非洲”到“重返非洲”，古尔纳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他的身份转变。只是他的写作，既不同于康拉德、毛姆式的四处游历，也有别于钦努阿·阿契贝、恩古吉·瓦·提安哥对故乡的坚守。

　　或者，不妨称之为“流散写作”。这种流散，不同于寻常的离情别绪、儿女情长，而是更为猛烈、更为内敛的家国情仇。具体到桑给巴尔，突如其来的动乱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带给人们身份的迷思、无止境的流亡和“国破山河在”的痛楚。从此，他们不得不远离家乡，从一个大陆来到另一个大陆；想要融入眼前这个全新的世界，拥抱一种全新的文化，却又屡屡受挫，始终游离于中心与边缘之间，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卑微地存在着。

　　以古尔纳的短篇小说为例，其中不乏对“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去往何方”的经典哲学命题的追问。但这种追问却常常是没有结果的。一方面，流散的人们总是希望能够重获新生；另一方面，他们也时时感受到外面世界的冷漠。比如《囚笼》。年轻的哈米德在陌生的国家、陌生的城市打工。尽管他常常会“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小店里待了很久很久，而且将会在此度过余生”，但我们还是能够读出一点不同：就像古尔纳所说，表面的美好与安稳，不过是一种“错觉”。

　　在错觉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不自觉地遗忘自己的来路，以为自己可以融入眼前的世界。但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并不接纳他们。于是有了这样的一幕：某一天，在哈米德打工的小店里出现了一位姑娘。他连声招呼，殷勤备至，想要博得姑娘的好感，却被现实狠狠地敲打了一番。当看到姑娘“一脸嫌恶”地站在他面前，哈米德终于清醒过来，“觉着像有一只大手正掐住他的喉咙，把他从地上拎了起来”。

　　不得不说，古尔纳没有说错。流散的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囚笼，将所有人困在当中，无法轻易逃脱。此时，哈米德总会想起自己的童年，以及他出生的地方。因此，尽管他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但一想到这些还是会让他泣不成声、黯然神伤”。同样的情景出现在《博西》中。故事的开篇是一段悠长的回忆，以舒缓的笔调述说着古尔纳的桑给巴尔往事。那是上世纪50年代，两个少年哈吉和博西坐在海边的码头上，一边笑着，一边讲故事，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很快，随着动乱的来临，以往的美好统统消失，两人先后离开家乡，在信件中互诉离愁。很明显，他们在异乡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身边聚集着许多家乡的伙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朋友走的走，散的散，最终留下的只有难耐的孤寂。还好，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仍然想象有一天可以重新回到那里。《博西》里写到另外一个孩子。他叫尤尼斯，有许多疯狂的想法。他宣称要建造一艘轮船，带着家人一起回到父亲的家乡印度。谁都不知道尤尼斯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因为说到底这不过是一个触不到的梦想。

　　就像那个远在天边的故乡，有着无穷尽的自由和平等。“在这里，没人在意你穿的裤子合不合身，没人在意你是白皮肤还是黑皮肤，你不用走过臭气熏人的巷子，也不用跨过湿滑的水沟，也不会有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的长辈来羞辱你……”显然，这就是古尔纳的内心诉求。因此，就算身处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带，他仍然无法轻易剪断自己与桑给巴尔之间的牵绊。于是，写作就成了一艘轮船，载着他回到记忆里的远方，重温年少时代的单纯，见证桑给巴尔的起起落落，哪怕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多少有些落寞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