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卷《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1988年12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编者是很认真的学者，但第577页“流沙河”条目却等于没有内容：

　　流沙河（1931.11.11—）四川金堂人

　　原名：余勋坦。

　　卒年现在可以补入“2020.11.23”，但余勋坦先生除传世笔名“流沙河”外还用过哪些笔名呢？弄清楚这个小小问题其作用倒是不小，比如编印出版《流沙河全集》、撰写《流沙河年谱》和《流沙河著译编目》就离不开这个小工程全面准确的成果。

　　从流沙河自述中得知他的传世笔名最初是“流沙”，后来因为发现有人用过这个笔名，于是增补一个“河”字成“流沙河”，那时他尚未读到《西游记》，不知道此“流沙河”是恶水之名。但“流沙”究竟最早用于发表什么作品，却无人去调研，流沙河自己也没说过。查阅旧报刊，得见1949年8月18日成都《建设日报》副刊《指向》载有署名“流沙”的《渡》，三节共十一行。这个副刊的编者木斧是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工作时的老领导，我曾请教过他，他确认《渡》是经他之手才发表的，而且“流沙”就是余勋坦投稿时用的笔名。

　　成都《草地》月刊1957年6月号发表过署名“绿芳”的《也谈〈有的人〉》，反右时四川省文联编印的《四川省文艺界大鸣大放大争集》第237页明确指出这个“绿芳”就是流沙河。

　　谭兴国生前自印的《草木篇事件的前前后后》第96页，揭示《星星》总第二期上的《我对着金丝雀观看了好久》是流沙河的诗作，这首诗署名“长凤”。

　　流沙河有一篇自述《我的交代》，虽然写于1957年8月，但基本史实还应该予以认定。其中写道：在《星星》总第四期上，“我化名陶任先发了《风向针》”。《风向针》是一首短诗，流沙河的自述当然是铁定的史实。更有趣的是，在“陶任先”之后流沙河加了一个括注“即‘讨人嫌’的谐音”。这个“陶任先”的笔名，《星星》复刊后，流沙河在该刊《诗歌服务台》写答读者问时还用过，在文末用括注另行印出“解答者：陶任先”。

　　供职《星星》复刊后的时段，流沙河除了用传世笔名发表大量文章，也用新的笔名至少在《星星》上陆续发表了不少作品。如以“张弛”为笔名发表《听流沙河讲诗》，就是明显一例。

　　署名“张弛”的《听流沙河讲诗》，虚拟“对话人”三个，即“小孙”“大钱”和“老赵”，开头的介绍“对话人”便是流沙河的典型文风：“小孙：初学写作者 大钱：‘吹毛求疵’者 老赵：‘不偏不倚’者”。再细读全文，尤其对流沙河文章短项的放肆评说，准确又入木三分，非流沙河本人无人可以写出。

　　在《星星》复刊后，署名“沈美兰”对台湾女诗人新诗等作品的赏析短文都是出自流沙河之手。“沈美兰”者，即“欣赏这些美好诗歌的是一个男人”。四川土话方言中，“男”和“兰”是一个读音，因为四川话中鼻音、边音没有严格的区别。

　　流沙河的笔名还有哪些？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有新的增补。可以断定，上述几个笔名绝不会是流沙河用过的全部笔名。比如，笔者因为工作需要阅读幸存的流沙河日记，在1972年9月12日这一天见他写下“我从前用笔名也姓过林”，就是一个线索，也又多出一个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