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接触到‘缓慢’这个概念，是在本雅明的著作中，遥远而迟缓的土星，处在椭圆形轨道的最远端，它莅临的周期是如此漫长而缓慢。”作家孙甘露在《比“缓慢”更缓慢》一文中这样写道。而“缓慢”成为了切入他写作的一个关键词，成为了一种写作的姿态，他试图以此除去杂音和噪音，更加“从容地、适度地、低声地、诚恳地”退回到记忆最深处，探寻那些令灵魂震颤的部分。

7月18日，孙甘露与批评家罗岗、作家毛尖、青年评论家项静做客朵云书院·戏剧店，就“一个郊区诗人的上海时光”主题与读者展开分享。本次分享会围绕的两本作品：一本文学评论与诗集《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完整收录孙甘露30余年阅读观影札记和诗歌创作；另一本由世纪文景出版的随笔集《时光硬币的两面》则捕捉日常生活的微光，记录上海这座城的时光流转。互为映照，这两本书的核心都指向重拾缓慢的优雅，正如孙甘露所说：“我祈望我的书能唤起阅读和收藏的渴望，使人亲切地意识到与更广泛的世界的内在联系，甚至在这个影像时代的某个缝隙里，令我们乐于看见自己有一个掩卷沉思的形象。”

与“缓慢”相关的一个地理概念是郊区，孙甘露笑说“慢写作”可能来自朋友们的宽慰，但他说：“格雷厄姆·格林有一部自传《逃避之路》，里面有一句话类似于‘我们住在宇宙的郊区’。我们写作很多年以来关心的是中心和边缘，城市和乡村，核心主体偏离中心等，对写作者来说，这种偏离或者说跟不上趟，也可以说成是一种缓慢。”对此，毛尖补充说他很喜欢一些边缘词汇，“这是他的表达，他的词汇表里有‘仿佛’、‘似乎’，很多不确定的东西。从边缘切入，是他对时空极为锋利的感受，所以他很少让自己处于时空的安全体或舒适地带中，可以说，他在边缘地带建构语词的大厦。”

人们形容孙甘露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在小说之外，他写诗。在他看来，诗歌写作不能说感性，它是一个不同的文体，可能涉及的是生活中或者思考中的不同念想。而从孙甘露的阅读来看，也存在着某种取向或巧合。他爱读艾略特这样具有标识性的诗人，但从感性层面来看，他说自己更偏向于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阅读他的诗歌，就像调频收音机，没对准频道时，可以听到原来的声音，但伴随着电流的杂音。”他同时欣赏的另一位边缘性写作的作家是米兰·昆德拉，孙甘露在现场提及翻译了佩索阿的《惶然录》和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作家韩少功，和前不久刚完成了《韩少功论》的项静探讨了这一问题，项静说：“佩索阿住在一个小乡村，他却在思考宇宙。”她表示孙甘露和韩少功都很重视翻译文学，在当时，作为一名写作者，韩少功其实是选择和引进了一种文学传统。

“孙甘露特别喜欢翻译文学，这实际上涉及一个问题，翻译文学已成为现代汉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逐渐官方化的语言得以重新突破。”罗岗从语言的角度阐释了他对于孙甘露写作的想法，他用“第二次语言突破”来称呼以他为代表的作家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探索。“五四新文学的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第一次突破，但除了鲁迅等个别作家，大多数作家存在一个大问题：‘欧化八股’或‘学生腔’，要改变，有两条路，重回中国传统语言和回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声口叙事’。”他指出在后来的发展中，后者逐渐僵化，那么到上世纪80年代，孙甘露他们所做的就是以文化自觉回到一种诗化的、不欧化的书面语来。

对于语言的认知，孙甘露曾和罗岗有过深入的对谈，里面提及他认可克里斯蒂娃的观点——作家的工作就是将他内心的声音翻译出来，用语言将一种感官的、倔强的异质性翻译出来。作为这个意义上的翻译者，作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异类，一个最令人愤慨的外国人。我们大概就是马拉美所谓的“语言的局外人”，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普鲁斯特观察到的“对感性世界的翻译”。这样看来，“语言的局外人”或者说“做本民族语言的陌生者”是孙甘露所向往的一种写作状态。

罗岗认为《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时光硬币的两面》回到了中国的杂文传统，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评论或散文，而一个作家的语言脉络来自哪里，关乎作家的文学史定位，“在教学的过程中，我常会遇到提问：他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语言？他的诗歌和小说之间有什么关联？那我想，这两本书是一个很好的探索路径。”作家语言的“变”与“不变”中包含着很深的意蕴。

“缓慢”之外，本场分享会另一个关键词则是“上海”。罗岗说：“作家以‘城市的漫游者’身份，将自己‘铭刻’到上海这座城市中，参与文本创作之外的现实城市改造。”在毛尖看来，孙甘露有“四大发明”：他“发明”了陌生，“发明”了爱情，“发明”了时空，还“发明”了上海。阅读孙甘露，她总是不止于一次，而阅读的反复带来的是无限的新意，“你进入爱情时它们通知你，你失恋时它们抚慰你。通过他的书写，我们陡然惊觉，啊，原来这就是爱情。”她认为在未来世界文学范畴里，真正参与竞争的文学类别是城市文学，而孙甘露“写出”了上海的惊艳。“罗岗将《上海流水》看成小说来读，这点特别重要。作家将生活中的词，从饭桌上召唤到我们的精神世界中。阅读这两本新书，我们可以看到孙甘露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也在社会学意义上重新创造了上海这座城市。他是城市的发明者，像一名游走于城市里的行为艺术家。”她进一步说道：“因为上海的每个角落都有他书写出来的空间，就像我们所在的朵云书店，还有思南读书会……上海的很多地标性文化地点都与他密不可分。”

项静接着毛尖的话，“写城市文学时，他还‘发明’了1970年代。”在这两本书中，有多篇文章回忆了那个年代，他将1970年代作为精神原点。“孙甘露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热爱杜拉斯那样的第一人称叙事，喜欢普鲁斯特内心的丛林和个人经验。这些不同的面向是如何融合到一个人身上的呢？”对此孙甘露回应说：“如果用影视用语来说，1970年代是我电影中的决定性时刻。它塑造了我，即使走得再远，年龄再大，也依然要回望来处。当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塑造自我的瞬间，而写作者可能就是要揭示这些瞬间。我们回望生活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寻常之物，而这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尽管它的深处千帆过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