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文化可谓历史悠久，酒器不仅仅是用来盛酒的器皿，同时也承载了酒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变化。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到，“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在文人雅士心中，酒器不仅可以盛酒，亦可载情。每年的上巳节，文人墨客坐在河渠两侧，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取杯饮酒，赋诗唱酬。陕西省博物馆陈列着一只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鎏金蔓草花鸟纹银羽觞，便是这类雅集上使用的酒杯。

　　诗与酒就像一对形影不离的情侣彼此召唤，诗人的生活里离不开酒，以酒助兴，借酒抒怀，诗句中自然少不了酒杯的身影。

　　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有云：“射者中，羿者胜，觥筹交错。”觥是一种腹部椭圆，上有提梁，底有圈足，盖为兽头型的盛酒器，体积比普通的酒杯大，用觥来喝酒，形容酒喝得多，宴饮尽欢。《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集里就有很多记录酒器的诗句，《周南·卷耳》中写到“我姑酌彼兕觥”，意思就是且先斟满一大杯酒。兕就是野牛，兕觥就是用野牛角制成的酒杯。

　　斗酒诗百篇的李白更是将诗酒情怀推到顶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写满了他刻骨的孤独和恣意潇洒背后的凄凉。而那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在万丈豪情中，我们能读出失意，读出其满腹牢骚。樽，亦写作“尊”，原来是一种盛酒器。在青铜器盛行的商周时期，樽在礼制中的地位非常高，在祭祀待客时使用显得比较隆重，后来逐渐演化出尊贵、尊重的含义。陕西省宝鸡市出土的何尊，其底部铭文中刻有“宅兹中国”四字——这便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一词的最早来源——其使用者的地位自不一般。随着社会的发展，樽的指代范围越来越广，慢慢就泛指酒杯了。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这是杜牧的诗歌《九日齐山登高》中的诗句。由此可见，唐代的文人就有以壶盛酒的习惯了。九月九日，诗人邀上三五个好友，携一壶菊花酒，来一次短途旅游，在赏花饮酒之间赋诗一首，不失为乐事。

　　宋代的五大官窑瓷器，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上是至今无法企及的高峰。方一夔在诗中写到“彼美白瓷盏，规模来定州；先生文字饮，独酌无献酬”，清楚地说明了精美的白色酒盏是定窑烧制的，这种酒盏杯底覆有一盖，盖底有数个镂空口为注水用，盖顶亦有一口，盖内罩着一个小瓷偶，头露于口外，酒注入后瓷偶浮起，似在酒中起舞。如此精工巧思之酒器，真是让后人惊叹。

　　随着时光的逝去，各种各样的酒杯在诗人的诗句中轮番登场。它们也伴随着人世的沉浮，品尽绿蚁琼浆。当今社会，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的雅趣，已淹没于宴席包间中喧哗的推杯换盏中了。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光彩熠熠，如今退居到博物馆橱窗里的精美酒杯，成为呈现中华民族酒文化发展的小小纪念碑，让人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