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或许还记得，1993年发生的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其中“二张二王”之争颇为引人注目。所谓“二张”是张炜和张承志，“二王”则是王蒙和王朔。这场大讨论与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有关，但也不只如此，它实际上反映了一代人精神上的困惑。对于195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们来说，受着理想主义的教育长大，面对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时，怎能不感到困惑？张炜说：“我总觉得，不了解这批人，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于是我始终有种冲动，好好写写他们。”

　　对于这一代人，张炜用“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来形容。他说，自己身上有这一拨人共同的优点和弱点。不停地反思和批判，作品写的就是这个过程。“我动手写下第一笔的时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我或许会畏惧止步。”张炜说，写这部书实在是盛年之举。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为它花去整整20年最好的光阴。十卷本的《你在高原》，后来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细细追究起来，把作品的主人公定位于地质工作者，大概缘自张炜童年的理想。

　　“我出生的地方在海边的林子里。小时候，母亲和外祖母都很忙，我常常独自在林子里、海边玩。后来看到很多帐篷，原来那里发现了石油、金矿、煤矿，地质队来了。我很孤独，就常常去帐篷玩，去睡觉，听地质队员讲故事，看他们工作。”地质队员的生活和工作对张炜是极大的诱惑，同时也让他埋下了当地质工作者的梦想和情结。后来入读师范的张炜，始终关注地质工作者的故事。至今，他的地质行头仍是一应俱全。

　　张炜将这十卷书称为“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他用多年时间走遍了那个地区的山山水水，熟悉了每一条河流和山脉，熟悉了那里的大多数植物和动物。他将那次写作看作是一场持久的战役，而非一次战斗。

　　张炜清楚地记得，1987年夏秋之交，他正在鲁西的一片林场里采访，突然接到了回城开会的通知。原来是让他和几位作家一起到基层挂职。起初他因为生活和创作秩序的变动而感到有些不适，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像他的作品《融入野地》所写的一样，有了一种投身自然怀抱的愉快。在十几岁时，他几乎走遍了胶东半岛的山区平原。故地重返，再次经历这里的山水、文化、民俗，听到丛林的鸟叫，感受山风以及海风的气味，他似乎回到少年的光景……在《融入野地》中，他热切地写道：“一个人只要归来就会寻找，只要寻找就会如愿。多么奇怪又多么素朴的一条原理，我一弯腰将它拣了起来。匍匐在泥土上，像一棵欲要扎根的树——这种欲求多次被鹦鹉学舌者给弄脏。我要将其还回原来。我心灵里那个需求正像童年一样热切纯洁。”

　　挂职前后的四处游走，使他积累了丰厚扎实的创作素材。更为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职业写作的习惯。“不论是挂职还是其他，只要有机会走出去就可以，探险也可以，打渔也可以。反正作家不能关在书斋里，而要设法把职业写作的习惯破坏掉。”在他看来，职业写作自带书卷气，有熟练流畅的文笔，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冲动却会减少。“从堆书的窝里走出去，收获会更多。”

　　康德说，震撼他的最大的奇迹，一是天上的星空，二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作家的“深入生活”，应该是深入天地之间，真正感受这两种最大的奇迹。张炜认为如果本质上是个诗人，就应该具有天然的敏感，变成自然之子，恢复童年的好奇和惊讶、浪漫之心，一有机会就要把过去的朋友一一访遍，这些朋友可能除了人还有植物和动物。

　　2020年初，张炜推出的《我的原野盛宴》尚在品咂中回味，最近，他又出版了《斑斓志》，循着苏东坡的生命轨迹，一个顽强抗争、百折不挠的形象从历史尘烟中清晰地走出来。如今写作越来越回归本真的张炜觉得，一个写作者多一些老人心态，多晒晒太阳，多回忆而少报道，不失为一种工作的方法和方向。

　　                                                         （原载《北京日报》202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