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故事从1937年7月下旬写起，至1939年冬至止，两年多的叙述中，具体写到一次阴历年、一次阳历年。

　　《围城》第二章写道：“阴历新年来了。上海租界寓公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现在国家并没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这是1938年的春节，也是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因战争躲进上海租界的寓公们得过且过，并无多少忧国情怀，还像往年一样热闹地过年。1939年的旧历年，《围城》中虽然没有正面写，但读者还是约略可知。这一年，方鸿渐、赵辛楣已在三闾大学教书，小说第六章写道：“阳历年假早过了，离大考还有一星期。”大考之后，即放寒假。小说中交代，寒假里方鸿渐与赵辛楣结伴到桂林游玩，因此这个春节二人大概是颇为时髦的旅游过年。《围城》中没有过年场景的描写，“阴历新年”“阳历年假”仅仅是用节令实现小说的“时间叙事”而已。但即使是这样看似细小的叙事，钱锺书也精心经营。前面写了“阴历新年”，后面就避开第二个“阴历新年”。

　　“避”与“犯”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常用的两种笔法。避开尚算容易，犯而不同就难些。高超的作家故意在同一部书中写类似的故事，却让读者读来不觉雷同。《围城》在第一个春节间写了方鸿渐相亲，在第二个春节间又写了方鸿渐与赵辛楣两人共同相亲。两次相亲都没成，但写得各不相同。第一次相亲是女方相不中男方，张吉民嫌方鸿渐英语差，张太太嫌方鸿渐气量小，张小姐嫌方鸿渐吃相坏，一家人一致看不上方鸿渐；第二次相亲却是男方相不中女方，方鸿渐看不上刘小姐，赵辛楣更看不上范小姐。同是相亲，却是两副笔墨，作家谋篇的手段确乎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