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蓉老师的《荣辱毁誉之间——纵谈俞平伯与〈红楼梦〉》一书，记录了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生平和学术研究经历，内容详尽、生动，而且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发，远远超过一般的传记类图书。

　　俞平伯为人率真，坦荡正直，所以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他与朱自清的友谊，就令人印象深刻。两人不仅有学问上的切磋，也有生活上的关照。俞平伯帮助朱自清做的事情，从来没有张扬过，他终生牢记的，是朱自清对他由衷的批评和理解。1924年9月初，江浙战争爆发，俞平伯作了《“义战”》一文，发表在9月14日的《文学》周报第139期。文章讨论了战与义的三种关联：第一说，义非战，战非义，即不承认有义战；第二说，战非义，应战则义，即为侵略而战非义，为保护而战则义；第三说，有正当理由的战是义，反之，非义。他认为这三种说法都有缺陷，遂提出义战“是正当的战”，“是除战争直接所生影响以外，不发生其他残暴行为的战”。然而他自知自己所谈仍然是书生之见。

　　对此，朱自清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于9月17日写道：“前两日读《申报》时评及自由谈，总觉他们对于战事，好似外国人一般，偏有许多闲情逸致，说些不关痛痒的，或准幸灾乐祸的话，我深以为恨。昨阅平伯《‘义战’》一文，不幸也有这种态度！他文中颇有掉弄文笔之处，将两边一笔抹杀。抹杀原不要紧，但说话何徐徐尔！他所立义与不义的标准，虽有可议，但亦非全无理由，而态度亦闲闲出之，遂觉说风凉话一般，毫不恳切，只增反感而已。我以为这种态度，亦缘各人秉性和环境，不可勉强；但同情之薄，则无待言。其故由于后天者尤多。因如平伯，幼娇养，罕接人事，自私之心遂有加无已，为人说话，自然就不切实了。我呢，年来牵于家累，也几有同感！所以‘到民间去’，‘到青年中去’，现在我们真是十分紧要！若是真不能如此，我想亦有一法，便是‘沉默’。虽有这种态度，而不向人言论，不以笔属文，庶不至引起人的反感，或使人转灰其进取之心；这是无论如何，现在的我们所能做的。”

　　朱自清的这篇读后感写成后，就夹在书中，渐渐忘却了。抗战期间，他把书寄存在俞平伯家中。抗战胜利前夕，因在西南联大教学所需，他又让俞平伯从中找出有用的书，交朋友带给他，这样，俞平伯才从朱自清的书堆中偶然看到了这篇文章，“词虽峻绝，而语长心重”，他感到很惭愧。他看到了朱自清“对自己，对朋友，对人间都是这般的严肃”，“他责备我和责备他自己一样的认真”。朱自清病逝后，他慨叹：“像这样的朋友更从哪儿去找呢！我以后恐永不复闻我的过失了。”

　　时隔二十余年，俞平伯看到朱自清这篇读后感时，人世间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使是朱自清自己对这篇旧作或许也已经有了新的认识，然而，俞平伯仍然把它抄录保存下来，后来又写入怀念朱自清的文章中，以此纪念耿直、真诚而又见多识广的诤友朱自清先生。朋友之间志趣相投容易，但是对朋友的批评虚心接受甚至珍重铭记，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除了与朱自清的君子之交，《荣辱毁誉之间》一书中还记载了俞平伯与叶圣陶、王伯祥、顾颉刚、章元善、郑振铎、何其芳等其他朋友的交往细节。从这些点滴记载之中，我们不仅能领略到这些知识分子们的风骨，也能反观自身，想一想在如今这个时代，应该怎样磨砺自己，才能度过充实丰富、无愧于心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