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学者焦循之前，人们认同的是诗盛于唐而非诗胜于唐。一字之差，其义迥别。焦循、王国维以至近世文学史家，所赞襄的是唐诗为唐代的“一代之胜”，焦循更狭隘其说，认为律诗擅唐一代之胜。焦循所谓的律诗，指的是近体，还包括符合近体诗平仄、粘对要求的那一部分绝句。这些近体的绝句，又称作“小律诗”，明代甚至有学者认为，绝句即截句，是截取律诗之半而成的。如真依焦循之论，唐代专录其律诗（近体），则李白天才横放，一向绌于律诗，杜甫渊雅深沉，又不长于绝句，李杜的成就都要削去一半甚至更多。这难道符合唐诗的真实面目吗？专讲律诗的风气，最早见于晚唐，延续至宋初，明代的杨慎早就直指其弊：

　　“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余、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于下。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也。余尝笑之，彼之视诗道也狭矣。《三百篇》皆民间士女所作，何尝捻须？今不读书而徒事苦吟，捻断肋骨亦何益哉！”（《升庵诗话》卷一一）

　　一百年前的新诗运动，是从意图打倒格律诗开始的，新诗运动的急先锋胡适显然对古体诗毫无悟入处，他大概认为近体诗就是中国诗的全部了，否则古体诗本已极自由了，又何待乎他来“解放”“尝试”呢？

　　诗盛于唐的平情之论，可参明代诗论家胡应麟之说：

　　“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诗薮·外编卷三》）

　　胡应麟只是提出了一个文学史上的事实：诗至唐而盛。它和焦循、王国维所谓的“诗胜于唐”的概念完全不同，这才是对唐诗的平情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