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谚，“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诺贝尔奖却偏偏把数学排除在外，不肯按常规出牌。这并非疏忽。其原始动机，据说可以追溯到阿尔佛雷德·贝恩纳德·诺贝尔先生的一段私生活，老先生曾经的女友移情别恋，与一位数学家好上了，从此心有阴影，索性就不带数学家玩儿了。这当然属于有搞笑意味的八卦传闻。诺贝尔本人就是科学家，何尝不知道数学为一切自然科学的根基，他只是考虑，应把这个奖颁给在实际应用上可以造福于人类的杰出人物，用现在的流行说法，叫做“让科学转化为生产力”，而数学毕竟太过抽象了。

　　娱乐时代，什么事都可以成为“剧情”。诺奖的剧本无需刻意设计编排，在戏剧噱头方面，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每年9月至次年1月31日，诺奖的“剧情”如期拉开帷幕，这是一段全球聚焦、令人亢奋的忙碌日子，评选机构要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包括文学、经济学、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在内的候选人推荐，通常在一千至两千人之间，集结起来超过正规军一个团的兵力。按规则，这个庞杂的名单不对外公开，且设置了长达50年的保密期。解密之前，往往鱼龙混杂，面目模糊，真假难辨，悬念丛生，神秘莫测。整个评选中，作为符号存在的“候选人”就像是被塞进了一列过山车，过程紧张，场面刺激，结果难卜，底牌意外，其精彩程度绝不输给好莱坞的娱乐大片。

　　2013年10月的一个深夜，82岁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在睡梦中被女儿叫醒，懵懂之间，不清楚得了什么奖，更不知道此时出版商为她那些并不畅销的小说已忙成一团。很快，又会出现“巫师”式人物，庄严声称对获奖者早有预知。

　　据我观察，宁可“滞后”，绝不超前，是诺奖评选的另一个特点。也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获奖者多是些高龄人士，难怪有媒体称之为“少年天才的暮年奖赏”。1911年，32岁的美国人佩顿·劳斯先生通过对患有肉瘤的鸡的研究，公布了肿瘤是由病毒引起的结论，籍籍无名了55年，之后劳斯才像出土文物一般，被诺贝尔生理奖或医学奖评委挖掘出来，这时他已是行将就木的耄耋老者，四年后离世，也算是功德圆满。1950年，34岁的苏联物理学家维塔利·京茨堡与同行朗道合作研究，提出了一个描述超导体特性的理论，但直到2003年，其成果才被“追认”，已经87岁的京茨堡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发出一声叹息，“很久以前我就忘了这回事”。这位老人家毕竟赶上了诺奖的末班车，还得说是上苍眷顾，命运微笑，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就没有这么走运了，他与诺奖的关系，可用“无数次的失之交臂”形容，二十几年后，也是在87岁那年，怅然闭目，备受煎熬的“陪跑”岁月亦随之解脱。但无论如何，衡量一位作家的价值和成就，诺奖肯定不是唯一的尺度，比如托尔斯泰、卡夫卡、博尔赫斯等文学巨匠的“缺席”，已非“遗珠之憾”，而是诺奖本身的重大失误。

　　获奖的几率如同中“大彩”，之后名利双收，一劳永逸。但对于多数“陪跑者”，诺奖有如虚幻的海市蜃楼，恍惚间步步接近，到了跟前却是空无，令人唏嘘。因拥有更多读者和更大知名度，文学领域的“陪跑者”境遇更甚。其中，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便是“陪跑”队伍中的老面孔。村上春树每年都是博彩界预测的大热门，为诺奖提供了一波又一波的娱乐话题，他曾在其网站“村上家”吐槽：“说实话，这件事让我感到为难。因为这不是什么正式的候补，而是根据民间博彩业的赔率所定。这又不是赛马。”年已九旬的昆德拉影响极大，却始终难入诺奖评选人法眼，如今老先生早已看开，甚至把诺奖视为对他个人的困扰，乃至“骚扰”，诺奖主办方对此并不认同，还嘲讽他“高估了自己的名声”。

　　设身处地想，一些著名作家在诺奖评选过程中遇到的困扰、骚扰甚至伤害，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无法躲避自己成为各博彩公司赔率表说三道四的对象，也难以摆脱世界各个角落人们茶余饭后评头论足的尴尬。久而久之，人们感兴趣的已经不是这些人的成就和贡献，而是其身体状况能不能扛过生命的“大限”，因为诺奖评选有规定，再杰出的人物，一旦去世，就自动失去了获奖资格。

　　这个世界，有诺奖和没有诺奖，显然是不一样的。诺奖本是一项让人肃然起敬、功莫大焉的划时代公益活动，却年复一年地被娱乐剧情纠缠不休，倘若诺贝尔先生地下有知，又该作何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