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步入仕途，际遇之佳，历代罕有其匹。先得欧阳修之赏识，以巍科擢第；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苏轼更参加宋代专门选拔卓异人才的制举考试，应对制策，入三等，其弟苏辙亦入四等。仁宗皇帝回宫，兴奋地对曹皇后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宋代称制举为大科，为科举诸科之首，有宋三百年，仅举行二十二次，及格者四十一名。制举共分五等，一、二等皆虚数，入三等即为上等。自宋初行制举，唯吴育与苏轼入三等。直至南宋结束，入三等者亦仅四人。

　　宋英宗在藩邸，即已知道苏轼的文名，登基后，想直接召为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却认为，苏轼诚是远大之器，但骤然破格，反易引起天下之士的反感，是爱之反而害之矣。英宗又欲令其修注，韩琦仍不允，只同意授予馆阁中近上贴职，且必须再行制举。英宗说，考试是为了看一个人能力足任否，苏轼难道还会能力不足吗？韩琦仍然坚持制度的公正，遂命苏轼再试二论。这次苏轼又一次入三等，天下更无异辞，遂入翰林为学士。苏轼是极忠厚的，他得知韩琦的坚持后，当面道谢，说道：“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但苏轼在神宗朝，就开始了他的艰难颠沛的生涯。

　　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轼父丧毕，服满回朝，参知政事王安石一向不喜其议论与己相违，遂安排他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官告院，成为负责文武官员委任及封赠的闲官。但苏轼仍要抗疏言事，敢言的声华，动于朝野，司马光亦自谦敢言不及苏轼、孔文仲。

　　熙宁三年（1070），殿试始用策论，神宗本想差苏轼任考官，但王安石认为苏轼“所学乖异”，不可衡士，遂差充殿试编排官。如果是一般的官员，也就渊默自处了，苏轼却以举子的口吻，痛陈是非，言无顾忌。当年以策论取士，入甲科者语多谄谀，苏轼不胜愤懑，以为“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遂自为策论以直言切谏。他直指神宗“先入之言，已实其中，邪正之党，已贰其听，功利之说，已动其欲，则虽有皋陶、益稷为之谋，亦无自入矣，而况于疏远愚陋者乎”，如此谔谔敢言，需要惊人的勇气。他所谨守不移的道，就是他的磐石般坚诚的信仰。正因心中把定了信仰，这才能置生死于度外，如他自己所说，“若乃尽言以招祸，触讳以忘躯，则非臣之所恤也”。

　　神宗、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根本歧异，在于前两者追求功利，而苏轼却信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大学》）；前两者相信国富则民丰，君强则邦固，苏轼却信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而正是这样的信仰，决定了苏轼不但没有做成宰相，反而造次颠沛，迭遭流放，在艰难苦恨中度过了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