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由某厅级领导撰写的《平安经》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更可悲的是，这样一部毫无营养的印刷品竟被某些“专家学者”吹捧为“鸿篇巨制，百科全书”，一些人称赞说：“官员阅读此书，领悟初心使命；学者阅读此书，顿悟平安哲理；商贾阅读此书，企业平安无虞；民众阅读此书，安享世间太平。”拍马溜须之词令人瞠目。试问：这些“专家学者”的底线何在？

　　不受权势的左右，不受金钱的诱惑，能够秉笔直书，是一个文人的底线。司马迁忍受着腐刑的痛苦和屈辱，完成了鸿篇巨制《史记》，并直言不讳地指出汉武帝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毅然辞去彭泽县令，“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将一个诗人的铮铮傲骨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人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唐穆宗时的宰相萧俯疾恶如仇，崇尚简洁，不让名利玷污自己的节操。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后，唐穆宗下诏书命萧俯为其撰写碑文，萧俯推辞说：“臣的器量褊狭，这事不能强求。王的儿子王承宗在先朝曾抗拒王命，也没有可圈可点的事迹，如果我执笔，不能有溢美之词。再说写好进呈朝廷之后，按照惯例应得到赏赐，我如果公然拒绝，则违背陛下的旨意，如果微臣勉强接受了它，那就不是我平生的志向了。”唐穆宗非但没有怪罪萧俯，还因其重名节而嘉奖了他。

　　唐朝时的裴均以财物交结权幸，任将相十余年，荒纵无度。他死时，声名狼藉，人所不齿，其子裴锷平庸俗气，携带一万匹细绢到宰相韦贯之家中，求写碑文。韦贯之不屑一顾地说：“我宁愿饿死，也不忍心做这个事。”而韩愈则不同，有一次，裴锷回家看望父亲，韩愈专门作了一篇序文为其饯行，文中直接称呼裴均的字。古时相互间称呼字表示关系亲近密切，为此韩愈遭到朝中群臣的攻击和讥笑，韩愈也因此被贬为太子右庶子。韩愈还经常为一些豪门贵族和官宦人家撰写墓志铭而获得可观的报酬，并乐此不疲，当然，碑文中不乏溢美之词。连韩愈的好友刘叉都看不惯他这种做派，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从韩愈家中拿走数斤金子，明明白白地说：“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所以后人讥讽韩愈的这种行为为 “谀墓”。白居易曾在《秦中吟·立碑》一诗中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在现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民族脊梁鲁迅，字字如刀，鞭挞丑恶。朱自清为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毛泽东称赞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然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总有一些文人经不住权力、金钱的诱惑，变得圆滑市侩，奴颜婢膝，可悲可叹！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心素如简”，是文人追求的境界，唯有此，才能坚守志向和操守，守住文人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