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骂冯道无廉耻，对后世影响极大，但作为欧阳修弟子的苏辙，就不大同意欧阳修的见解，反而替冯道讼冤。苏辙举了两位先秦的闻人为例，说明事二主不足为病。一是管仲，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做了公子纠的“死事之臣”，管仲未与公子纠同死，而做了齐桓公的丞相。孔子不但不罪管仲，反而盛称其仁，且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二是晏婴。晏婴与崔杼俱事齐庄公，崔杼弑君而立景公。晏子不为齐庄公而死，反而说了一番道理：“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

　　晏子的观点是：做君主，应该为了守护社稷，而不该为了控制人民；做大臣，是为了治国安邦，而不该为了俸禄。君为社稷而亡，臣当与之偕亡，君为己而死，臣又非其私昵，不存在为其殉死的道德义务。

　　苏辙认为，冯道在功业上当然比不上管仲，但较诸晏子，未为甚愧。冯道在朝，民赖以安。他说“议者诚少恕哉”，少恕的议者，应该也包括欧阳修在内。

　　苏辙的观点可能更符合孔子的思想。孔子以为，“君子处之于天下，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朱熹解释说，適音丁历反，即与“嫡”字通假，意为“专主”，也就是只忠于一人，莫之义与適相反，是不肯之意。朱熹的解释当符合孔子的原意，在春秋之世，孔子历干七十余君而无所用，他对仕何邦，事何君，只求义之所安，而不会自始至终，忠于一家一姓。

　　明代李贽，更直截了当引孟子之说为冯道辩护：“冯道自谓长乐老子，盖真长乐老子也。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君不能安养斯民，而后臣独为之安养斯民，而后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相禅，潜移嘿夺，纵有兵革，不闻争城。五十年间，虽历经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道务安养之力也。”

　　李贽说君臣之职，在安民养民，其君不能安养百姓，冯道反能安养之，故冯道历仕四代十君，又何足为病？说到底，君臣的关系，就是职业经理人与资方的关系罢了。

　　宋太祖结束了五代瓜分豆剖的局面，而统一了汉文化地区。统一的国家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欧阳修的思想，正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故能产生深远影响。其后理学大行于世，也因它符合了大一统的国家对意识形态的要求。

　　从今天的价值观来看，苏辙、李贽之论无疑更合理。但不可否认，欧阳修及其后理学家对道德的推崇，的确起到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也诚能砥砺士行，使得后世士人在面对强权的压迫、外来的侵略时，能奋起抵抗，殒身不恤。这些士人是真正的民族脊梁，值得我们永远礼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