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有一册小说集叫《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借其后半句作标题，仅仅是为了表达我的疑惑。实际上，在蒙田的怀疑主义被宣扬开来以后，这个世界上谦虚的人并没有逐渐增多一些。比如说，在对待艺术或经济等领域的专业话题时。

　　“我们知道什么？”像是一句偈语，如果再加上“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足够俗套了。但现实是，即使如此俗套的话语，在这个时代都是稀缺品。大家忙着赚钱、娱乐，真正的思考成了稀缺品。

　　雷蒙德·卡佛，一个美国锯木工人和酗酒者的儿子，一个曾经年轻的锯木工人和酗酒者，一个小说家。他的作品没有丝毫的教化意味，却处处透着对人生的思考。

　　就这个作家，我与两位作家聊过。其中一位作家也是文学刊物的编辑，她说，“卡佛的优点就在于他小说的留白吧”。之后又说，“读书那么深入干吗？我是个享乐主义者，感觉吃力的东西我一概不看”。说完，她继续享受生活去了。另外一位是青年小说家，他这样评价卡佛的作品：“太艰涩，太艰涩。但值得一读。”

　　我以为，与那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风格浓郁的作品相比，卡佛的小说本身并不艰涩，但当你准备对他的作品高谈阔论时，却发现很容易流于轻浮。那么，当我们谈论卡佛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比他作品更有意味的，是他这个人。尽管，有人在讨论作家与作品的时候，喜欢搬出“鸡蛋好吃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讨论下蛋的母鸡呢”这样一套理论，但作家个人生活的影子始终在影响作家的创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卡佛大半生都很落魄。当那些条件优越的孩子读大学的时候，二十岁的他已经与高中女同学结婚，并生了两个孩子。之后，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再之后，他带着家人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做过加油工人、看门人，帮人摘过郁金香。生活的琐事常常打断他的写作，所以他只能创作短篇小说——这不是对艺术的主动选择，是命运压得他不得不如此。像父亲一样，潦倒的他开始酗酒。与父亲不一样，他人生的后半截是光耀的。

　　1983年春天，卡佛获得了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斯特劳斯津贴”。这笔津贴究竟有多大数额，我没有查到，可以确定的是，他第一次不必再为生计发愁，辞职后成为职业作家。此后，他的代表作《大教堂》先后在美国、日本和英国出版，被提名普利策奖。

　　他活得很短，只有50岁。1988年8月2日，卡佛因为肺病而去世。他戒了酒，却没有戒烟。而后者，最终要了他的命。

　　这个结局，就像是他的小说，给读者及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极简，留白，但是内容丰富。这不仅仅可以用来评价他的小说，俨然也是他一生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