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工”不等于“丑陋”

——兼谈当代书法审美的包容与重塑

                          作者：言恭达    原载：《中国文化报》2020年6月28日第3版

新时期我们提倡多元包容。那么，什么是多元？多元不仅仅是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它还意味着异见者之间的共识，关于社会核心价值的共识，还意味着对博弈规则的一致认同。如果没有价值和规则的认同，多元将导致艺坛的混乱与解体。

泛审美化的出现扩展了审美形态的多元。传统古典美学范畴的优美、崇高与和谐被西方吹进的“当代艺术”所打破。它消解了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的标准，颠覆了传统审美的文化立场。以复制、技术、装饰、工艺制作的作品，借大众传媒作为主要手段充塞着当下的文化空间与艺术市场，支撑着日益世俗化的大众美学。

当代艺术观念的转变也直接影响着传统书法艺术的纯粹性与精神性。从“静观”变异为“喧嚣”，从“审美”异化为“审丑”，从高雅趋向粗鄙，从清逸转为俗浊……这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的影子，引起了书坛自由主义的生长。

后现代主义作为非理性主义思维逼迫艺术向着“取消主体无审美”等疏离文化价值的方向延伸，消解了艺术创作原有的审美性与崇高性，混淆了东西方文化内质的差异，模糊了大众对艺术审美的评判标准。为了显示形，故意无视质，消退质，以立新奇，以超乎常规的“立论”和超越传统的行为吸引大众眼球，以成“景观”。无论是绘画乃至书法，以怪诞、无序为卖点，以审丑为诉求，以消解主流价值为圭臬，这不能不引起书画界高度的警惕与反思！

要对“丑书”有一个明确清晰的鉴定。我们所指的“丑书”是脱离了书法艺术创作的本体规律与汉字的结构规范，无视笔法等书艺的基本法则，任笔为体，聚墨成形，粗鄙恶俗，狂怪“出新”的不良现象。这里所指的“丑书”应和艺术本体中的“造险”“犯险”区别开来。

大凡艺术创作必须由平正务追险绝，然后复归平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指出：“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而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又指出：“俗书非务为妍美，则故托丑怪。”应该说，艺术中工求不工的高境界，其形式构成与内质标准上有一定的规律，其视觉空间是具有一定“度”的。“不工”并非是“丑陋”，却是“造险”。

我们需要以包容的心态允许一部分（甚至仅几位）书家个体特立独行式的“实验艺术”，书坛需要理解与对话。这些（为数不多的几位）书家他们已具备了较为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夫与艺术创作经验，他们独辟蹊径，寻求新的理念与探索“心路艺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历史来检验。

显然，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文化转型中，中华民族文化自身身份如何保持与重塑？这就需要在包容基础上的选择。艺术批评的当下性已沉积为三大焦虑，即观念焦虑、身份焦虑与现实焦虑。如何让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彰显鲜明的批评性？如何让理论更直接有效地揭示与指导当代艺术创作实践？如何强化文艺“美教化、移风俗”的功能，使市场经济下文艺娱乐化、精英文化边缘化的现状得以匡正？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进一步认识现代化的文化内涵，认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情结和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这是值得当下书法界深入思考的。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告诉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正是中华文明没有断裂、得以延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这个核心价值在不断变化、丰富与发展，并形成相对时期的时代文化核心价值。改革开放40多年，其核心是引导社会确立一种主导价值，即高扬现代人文精神。这就要求书法界坚持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实践。当代书法创作审美评判体系的建立，也是诞生时代经典作品的审美基础。面对消费文化的挑战，我们要努力提升人们的审美情趣，促使社会审美向高雅化转化。我们要有意识地引领一种审美价值评判尺度，召唤文艺责任回归，引领国民精神的提升。

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是在文化反省、文化创造与文化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审美意识与心态。对于书法界，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审美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个时代的书法艺术工作者尤其需要思想的滋润与审美的纯化。时代需要书法艺术家不急功近利，而是耐得寂寞地思考当代文化与社会审美的深层课题，思考时代人文精神的落地生根。其要义首先是书法艺术当代审美定位与导向中的人文理性。

作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审美自觉，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坐标系——其纵轴是从传统和出新的结合中看待未来中国书法的趋势，这是一个时间轴；其横轴是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找到书法艺术的审美定位，确定其存在的时代意义，这是一个空间轴。这是对书法艺术功能的文化反思，是对艺术发展规律、特点的准确把握和必然选择。当代书法事业的发展将取决于书法创作审美科学评价体系的构建。这里的“科学”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而是哲学意义上的“合时合宜”，即“中庸”理念。这一艺术标准与评价体系的构建必须扎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沃土上。

中国当代书法美学精神，一是蕴含在中华传统哲学中的写意精神，二是表现为一个运动着的通变过程。它的时代性，既不能仅仅局限于古典美学，更不能从西方的现代美学概念生发。它不是单一的追求技巧与形式美的递变，更多的是从审美理想、道德高度与文化价值层面去提升。其精神内核就是崇尚真善美的高度融合，就是美学高度的“人民性”问题。它应该具有民族的历史感，富于民族灵性、民族气质和民族语言特色的。它是中华民族审美集体意识的精髓与灵魂！

显然，书法艺术作为审美文化的重要职责并不在满足人们宣泄感官的消遣娱乐功能，而是要上升到自由的人生境界，净化人的灵魂，培养日常良好的素质。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位艺术工作者要认真反思对社会、对主流文化的责任担当。这就是重建具有民族风骨与时代风范的艺术评判和价值体系，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艺术作品。这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境地下时代艺术创作审美之路的战略抉择，这也就是当代书法艺术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