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藏书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英国19世纪小说家。其小说以描写下层社会生活和文坛人物著称，如《黎明的工人》、《德谟斯》；另著散文，如《四季随笔》等。

　　每当我检视自己的书架时，便记起兰姆的《褴褛的老兵》，这并非由于我所有的书都是从旧书摊中购来的。很多书都很整洁，书皮崭新。有些书，装订精美，发出芳香。但由于我经常搬迁，我的小小图书馆每次变换地方时，都受到了粗鲁的待遇。说实话，在平常的时间，我很不注意它们的安全，(因为在处理实际事务时，我这个人总是疏懒与不称职)，甚至我最精致的书本，也由于不爱惜，而留下了破损的痕迹，不只一本书，在装箱时被大钉子划破而受到严重损伤。现在由于我有闲暇的时间与平静的心境，我发觉自己变得越来越细致了，这说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境遇好就易于养成美德。

　　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对阅读从图书馆借莱的书与阅读从自己书架上取来的书，都同样地感兴趣。对我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我熟悉自己每一本书的气味，只要把我的鼻尖放在书页之间，我便会记忆起各种往事。例如，我的吉本装潢很精美的八卷米尔曼版本。这部书我曾一再阅读了三十多年。我每次打开书本，都会闻到书页的香味，每次都会使我忆起当我把它作为奖品接受时的那个欢欣鼓舞的时刻。还有我的莎士比亚，伟大的剑桥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它的气味把我带到更为遥远的往年。因为这些书属于我的父亲，在我还未长大到能读懂此书之前，父亲经常作为对我的一种爱抚，准许我从书架上把它取下，让我恭恭敬敬地翻弄书页。该书现在闻起来与往时的气味完全一样。当我手握一卷时，心中便产生一种奇异的亲切感。正因如此，我不经常翻莎士比亚的这个版本。我的眼力像以往一样好，我总是读环球社出版的《莎士比亚》。此书是在把购买此种书看做过分奢华的日子里买来的，由于我牺牲了别的享受而购买此书，因此，我对这部书具有特殊感。

　　“牺牲”——我用此词并非按照一般交际用语的含义，我购来的数十部书，所用的钱原本应用于购买我们称之为生活必需品之类的那些东西。有很多次，我伫立于书摊前，或书铺窗前，究竟是满足智力上需求还是满足身体上的需要，内心犯难不止。有时在饥肠辘辘，就要吃饭的时刻，我看到一部渴求已久的书而停步伫立，价格很便宜，我爱不释手，然而买了它，就意味着要饿肚皮。海因的《蒂布拉斯传》便是在这样的时刻被我买到的，该书摆在古德乔街旧书摊上——从这个书摊的一大堆废旧物中，时常可以找到极其宝贵的珍品。该书的价格是六便士——只有六个便士!那个时候，我习惯在牛津路一间咖啡馆用午餐(当然这是我的正餐)。这间咖啡馆是一间道地的老咖啡馆。我想，像这样的咖啡馆现在可找不到了。当时我的口袋里只有六个便士——是啊，这是我在这世界上的全部财产，六便士可以买一盘肉与青菜。但我不敢期望《蒂布拉斯传》可以等候我到明天，到那时我会有一笔小小收入。我在行人道上慢慢地走着，用手指在衣袋内数着这些铜币，眼睛盯着书摊，两种欲望在心中较量。我终于买下了这本书带回家了。我一面用早餐剩下的面包牛油作午餐，一面用贪婪的眼睛盯着书页。

　　在这本《蒂布拉斯传》中，我发现在最后一页上有人用铅笔涂写了下列字样：“1792年lO月4日，柏列基记。”谁是这本书一百年前的主人?书中没有铭记。我喜欢作出如下想象：某个穷学究，像我一样贫穷与渴求学问的人，用自己的血汗钱购买了这部书，并像我一样爱不释手地阅读着它。这部书价值多少，我却很难说，心慈仁爱的蒂布拉斯——你替我们留下了一个令人喜爱的诗人的画像，比罗马文学中任何别的诗人都更令人喜爱。下面即是他的诗句：

　　或是在寂静的树林申缓步沉思，

　　想着那些配称为聪明、善良的人和事。

　　其他很多拥塞于书架上的书也是用同样方式买来的。把书从架上取下一本来，便意味着要开始回忆——多么生动的回忆——回忆那次斗争与那些胜利。在这些日子里，对我来说，金钱并不代表什么，除了用以获得书本外，再没有什么值得我关心的了。有些书是我极其需要的，比肉体的营养品更需要。当然我可以在大英博物馆读到它们。但作为我的私有财物，摆在我自己的书架上，我自己能拥有它，并握在手中，那可是两码事。有时我买了一本最破烂、最肮脏的书，书页被一些蠢人涂写玷污了，撕得破破烂烂的，沾满了墨水——无论怎样，我宁可读自己的烂书，而不喜欢读一本不属于我自己的书。有时候，我购书仅为了自我放纵：一本书引诱了我，一本并非我真正需求的书，对我来说，购这样的书是一种奢华。如果稍为慎重一些，我当把它放弃的，例如我的《俊·斯蒂林文集》。我在好莱威尔街偶然看到此书，斯蒂林之名见于《真理与诗歌》一书。俊·斯蒂林是德国作家，歌德的朋友。他的名字，我是熟悉的，当我翻阅书页时，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了。但那一天我忍住不买。事实上是我当时拿不出那18个便士。这说明当时我的确很穷。我两次徘徊经过那书摊，每一次我都对自己说：俊·斯蒂林这本书暂时不会有买主。后来有一天，我袋内有钱了。我急急忙忙奔赴好莱威尔街(在当时我习惯每小时走五英里路)，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那个灰胡子小老头——他名字叫什么?——这个书贩，我相信，是一个天主教牧师，他具有牧师的尊严。他拿起那部书，打开书页，沉思片刻，然后瞟我一眼，说道，好像是在自言自语：“是呀，但愿我自己也有时间读此书。”

　　有时候，为了买书的缘故，除了节衣缩食，我还得当搬运工人。在靠近坡德兰特路火车站的一间小书铺，我发现了吉本著作的第一版本，书价高至不合理的程度——我想是一卷一先令。为拥有这些印刷清晰的四开本书籍我得把大衣卖掉。事有凑巧，我身边带的钱不够，但在家中有足够的钱。我当时住在伊斯林顿。我同书店老板交代一下，便急行回家，取了现金，又步行回书店——抱着书从尤斯敦路西端走到伊斯林顿区的一条街，远远走过了守护神街。为了买此书，我来回奔波——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感觉到吉本的书有多沉重。这一回我为买书走下尤斯敦路，然后登上邦顿维尔，如果加上来回取钱则往返了三次。那是什么季节气候，我可记不起来了，我从购得此书所得的欢乐，把别的想法都驱散了。只记得那书很重，我有无穷的精力，但我的筋肉并不强劲，最后一次路程结束时，我跌坐在交椅上，汗流浃背，软弱无力，腰酸背痛——可是心中却欣喜若狂。有钱的人听完这个故事，是会吃惊的。我为何不叫书贩把书送到家中?如果我迫不及待，难道在伦敦大街上没有公共汽车吗?我怎样才能使这些有钱的人明白，当时我已无力再多出一个便士了。不，不，这种节省劳力的开支是我力所不及的。我享受的东西，实实在在，都是靠自己额头的汗水赚来的。在当时，我几乎从未乘坐公共汽车以代步。我曾在伦敦街道上一连行走了12～15个小时，从来不想出点运费从而节省自己的体力，或节约自己的时间。

　　多年以后，我把吉本著作的第一版本以比购入价格微低的价钱出售了，还有很多对开本，四开本的好书也一起卖掉了。这是由于我经常不断地搬家，不能老是拖着它们一起搬。那个买书的人说：它们是“墓上的石头”。为什么吉本的书没有市场价值呢?卖掉这些四开本书，经常使我懊悔得心痛。读那精装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多么够味啊!书页恰能陪衬主题的尊严性，只要看它一眼，也会令人神往。现在我要再买一部是很容易的事。但新购的书对我来说，不会如原书那样，带有昔日风尘与艰苦的回忆。

　　一定会有些心情和经历同我相似的人，他们定能记住位于坡德兰路车站对面的那间书店。这个书店有其特点：他们出售严肃的书籍——主要是神学与古典书籍。大部分是旧版本，但又够不上珍本，人家称它们为无价值之书，在实用中已被现代版书所取代。书店老板很可以称之为正人君子。由于上述情况，加上他所标的书价极为低廉，使得我们相信：他开这间书铺是出于对文化的热爱而不是为了盈利。在我看来是无价之宝的许多书，我只花几个便士，便在那里买到了。我想我从未买超过一先令一卷的书。有一次，我有机会看到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对那些老古董不屑一顾。可是，我却乐于从书摊上，或从小店内书更多的书架上，把它们买到手。例如，用羊皮纸印刷的短厚版本的《西塞罗信札》，书页上有葛来维斯、葛罗诺维斯以及我数也数不清的其他老学者的注解。呸!真是太古老、陈旧了。可我并没有这种感觉。我对于葛来维斯和葛罗诺维斯及其他一些人有一种深切的感情。倘使我的学识有他们那么渊博，对于那个年轻人的蔑视也可处之泰然。可是，学习的热情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前驱们的事例——在人们心中燃起了神圣的火焰，那是永远扑灭不了的。体现于这些老学者的注解中的对于学问的喜爱和热忱，我难道可以从哪一个现代编者的身上找得到吗?今日，甚至最好的版本也像是教科书。我经常有一种感觉：编者没有把作家当做文学作家，而只是写教科书的人。学究爱学究，旧的比新的好。

                                   （摘自《藏书记》，新星出版社2010年5月版，定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