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说说“杂文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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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杂文性格”是否有价值,我们还得从杂文本身入手。杂文是古已有之的品种,孔子、孟子都写过出色的杂文,孔子未留下自己的著述,他随口而谈的话由弟子记录保存了下来,成为《论语》,就极具杂文品质。孟子则直接写过不少精彩的杂文,像《鱼我所欲也》,强调人不能贪多求全,要懂得舍生取义;《齐桓晋文之事》反对以武力求霸,认为“推恩足以保四海”。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表面上是歌颂一个没有等级、没有欺诈、人人诚实劳动而获得衣食之资的理想世界,实际上要抨击的是当时的贫富悬殊、等级森严。唐代韩愈的《师说》的核心观点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认为“伯乐”比“千里马”还要重要,其实隐喻当时制度阻碍人才发光发亮。我们不妨认真分析一下,孔子、孟子、陶渊明、韩愈有任何不正常之处吗?恰恰相反,他们是古人里最有人文情怀的。 杂文其实就是这样的文体,它的本质立足于爱。因为爱亲人、爱朋友、爱天下人,爱这个任何人都无法脱离的世界,所以,我们不愿意看到某些不合理的现象长期存在,希望社会变得越来越纯洁、干净,才写杂文。虽然说“杂文的天职是批评”,但优秀的杂文从来不只有批判,批判只是杂文的逻辑起点,是一种过程,而不是归宿,杂文的归宿是悲悯,是对社会的善意,是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尊重与关怀,是对美丽未来的深情礼赞。杂文家是良心的战士,是始终在内心里装着“真”“善”“美”三个字的人。对于我们的社会,杂文家是补台的,而不是拆台的。 有一点,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对丑恶的警惕与批判,不是杂文的专利,而是一切文学体裁社会功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抵达某种境界的自然达成。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内容驳杂,但它画出了科举制下儒生可怜、可叹、可笑的众生相;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则抨击了国民的劣根性;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借海燕之高翔,批判了那些安于现实、对丑恶视而不见的人们。我们读小说不怕养成“小说性格”,看散文诗不怕养成“散文诗性格”,为何看点杂文,就担心形成“杂文性格”呢? 人当然要冷静,要温厚,要与人为善。不过,我们的冷静不能变成对丑恶的视而不见,我们的温厚不能变成遭遇不公时的胆小如鼠,我们的与人为善也不能演化为面对伤害时的步步退让。做一个表情生动的人,做一个有血性的人,做一个关键时刻有担当的人,这是杂文家的心声,也应该是文明社会正常人的追求。 说到底,杂文性格不过是真正的人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