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当代》结缘于1981年。那时我还年轻，也才发表了一篇小说，到北京参加全国短篇小说颁奖会时，朱盛昌先生和王建国先生到会上向我约稿。不久，我就把自己的第一个中篇《耿耿难眠》寄给了《当代》，并由龙世辉先生担任责编。为使小说顺利发表，《当代》特意约我到北京改稿，我也在此期间结识了《当代》更多的编辑朋友。

　　1983年，章仲锷先生到山西组稿，特意在榆次停留，我那时正在写《新星》，虽然常有刊物约稿，但我的写作习惯是，完稿前一般不对外说，一是给自己选择余地，二是不增加写作压力。现在看来，章仲锷先生约稿是颇有一套的。他坐下来，谈京城见闻，谈编稿趣事，也谈自己的写作经验。聊着聊着，自然交流起来。于是我很简单地说了自己当下的写作。还记得老章当时“眼前一亮”。他很笃定地说：这篇稿子就交给《当代》吧，由我负责编发。

　　1984年初，我在北京完成了《新星》的写作，交给《当代》后不久，章仲锷约我去编辑部。那时孟伟哉先生主持工作，作为第一部长篇，编辑部怎样评价和处理，我还是稍有忐忑的。谈完对稿子的评价后，孟伟哉说：稿子也没什么需要改的，就这样发吧。

　　值得一提的是，《新星》原书名为《古陵》，章仲锷说：这样的书名易引发读者误解，以为是一部考古的书。《新星》这个书名还是章仲锷想出来的。

　　《新星》之后，《夜与昼》《衰与荣》自然也给了《当代》。虽然每部书在发表后反响都好，但在面世前都有些波折。毕竟是写当代，怎样既保持内容的尖锐，同时又不致惹来“麻烦”，既要求作者掌握好写作的艺术，也需要编辑们把握好分寸。

　　记得《衰与荣》发表前，当时的两位编辑部负责人朱盛昌先生、何启治先生亲赴榆次看稿；而且，为慎重起见，回来后他们又请老主编秦兆阳先生选看了部分章节。那时秦兆阳先生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用放大镜才能看稿。我曾两次去秦老家中听他谈对作品的意见，对秦老的亲切、坚定以及对后辈的关怀深有感触。秦老最初对这部作品的发表是有保留的，他说：对我个人，麻烦是无所谓的。我年纪大了，无官无欲，怕的是给刊物和编辑部惹来麻烦。我们有一个好的阵地很不容易，要好好保护。既要保护作家，还要保护刊物。秦老把“保护”二字看得很重，但他又强调，保护不是目的，重要是能够“战斗”。为了听取更多人的意见，秦老还将编辑部全部编辑请到家中讨论。当年那些年轻的编辑，像洪清波、周昌义等人，都全力支持《衰与荣》。

　　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在秦老拍板发表《衰与荣》之后，我与朱盛昌之间又就小说的一些细节交换意见。谈话从下午两点开始，历时五个小时，结束时已是黄昏。编辑部早就下班了。但离开前发现，我称为“小洪”的洪清波先生一直没有离开，他静静地守在隔壁办公室，留意着这场谈话，担心再生枝节而使作品不得发表。他并不是这个作品的责任编辑。这使我感动。我从未向他表达过我的感动，只是将此一直记在心里。

　　这些，我的创作有高潮有低谷，但有一件事从未缺失，那就是《当代》的支持。

　　从《耿耿难眠》《新星》开始，我在《当代》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夜与昼》《衰与荣》《东方的故事》《龙年档案》《曹操与献帝》以及中篇小说《陌生的小城》《底线》；1985年，章仲锷还编发了一组山西作家的中篇，其中包括我妻子雪珂的《女人的力量》，这部中篇后被改编成电影。

　　“文学记录中国”。《当代》承载的正是这样一种角色。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在这个时代成为作家，是我的幸运。能够与《当代》这样的刊物长期合作，是我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