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的眼光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正从当代人的生活之中逸去。我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将脸更凑近生活，看一看同时还消失了些什么，又嬗变出了些什么，滋生出了些什么。”在一封给作家周梅森的信中，梁晓声谈着他对“写平凡的能力”的理解，“这也许是时代对我们这一批人苛刻的要求。”

　　2019年，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部115万字的长篇小说依然延续着对平凡的书写。和书写传奇相比，书写平凡挑战更大——不光耗费心血，还可能在市场上受冷遇。《人世间》以周氏一家为主角，刻画了与之相关的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其中，周家父亲周志刚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在国家困难时期到四川支援三线建设。梁晓声的父亲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在梁晓声上小学一年级时，跟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将妻子和五个孩子留在哈尔滨，直到1978年退休。

　　“父亲的工资当年只有六十四元，他每月寄回家四十元，自己花用十余元，每月再攒十余元。如果不攒，他探家时就得借路费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带些钱回到家里了。”即便如此，父亲也只得隔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

　　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到一个铁路工厂去做翻砂临时工。翻砂是将融化的金属浇灌到铸型空腔的重体力活儿，即便男人干，都很危险。母亲每天回家，为了省电，还要借着极其微弱的灯光为孩子们补缀衣裤。多年后，梁晓声将67岁的母亲接到北京住，发现她已患严重眼疾。

　　像这样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的往事，梁晓声在文章中记述了不计其数。他说：“那时对整个国家来说，和贫穷始终处在一种胶着状态，有时候甩也甩不掉，按倒葫芦起了瓢。”他将那一代人的贡献理解成一种宿命。“在这种宿命的过程中，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能承受范围内的坚忍，还有一种是在坚忍之外，将自己奉献的能量发挥到最大。”

　　“那个时期的中国人，有一种‘有一分热，发十分光’的精神，我想这种精神不只是在焦裕禄这种党员干部身上，而是在很普通的农民、工人、科技知识分子，甚至相当多的父亲、母亲身上全部体现了。”在他的作品中，散发光芒的人物往往牺牲了小我，成就了大我，也成就了时代。

　　梁晓声说，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不同点在于，西方文化由文学艺术和宗教组成，对于西方来说，宗教是文化的长子。“全人类都是通过文化来影响世道人心，而宗教做起来有深入人心的地方，因为它历史悠久，有固定的组织，更有力度。但是中国所说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更多集中在文人阶层，在民间缺乏广泛性。”他意识到，“这个国家经历那么多历史的沧桑和变动，社会的进化说到底就是人性的进化。尤其是商业时代怎样对待财富，怎么对待和他人的关系，等等，这些都要通过文化来给予论释。”

　　在中国，文学是文化的长子。梁晓声将文学比喻为文化的“二传手”，是在替文化分担一些重量。“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更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的生活。我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一直感到准备不足。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这是《人世间》中，梁晓声写在附赠书签上的一段话。

　　“70岁的人，看到一部票房很高的电影，但文化含量、认识价值有限，那这个电影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梁晓声说，年轻人写出销量很高的书，拍出票房很高的电影，是值得另眼相看的，但这依然是年轻人在自我证明，甚至是在求慕虚荣。在一个70岁的人看来，也没多大意思。“我想让年轻人明白我70岁才懂的这些道理。”

　　                                                                                                                                         （原载《环球人物》2019年第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