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国粹，其作家和作品多如星斗，金庸小说为人推崇就在于它的贡献高于前人，并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创作有着更多的启发。

　　作品因文化而行稳致远

　　武侠小说是中国侠文化的文学读本，金庸的贡献在于将侠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墨、道、佛以及国民文化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价值观念多样的侠义精神和文化形态各异的侠客人物。

　　陈家洛修身齐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展现的是儒家风采（《书剑恩仇录》）；郭靖兼爱非攻，踏实践行，有着墨者的风范（《射雕英雄传》）；杨过顺其自然，至情至性，就是一位道家之侠（《神雕侠侣》）；令狐冲潇洒快意，却又不失原则，是一位江湖浪子（《笑傲江湖》）；至于韦小宝，其形象的阐释有着更多国民文化的思考（《鹿鼎记》）。金庸在创作之初也许并没有想到要如此有序地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在文化空间中寻找创新路径，不同文化的演绎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武侠小说源于《史记》，其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分别记载了为主人卖命的侠客和崇尚自我精神的侠客，这也是后来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两种侠客类型。之后，中国武侠小说历经三变。《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武侠小说的高峰，将侠客与朝廷捆绑在一起，侠客只能跟在一些官员后面平叛捕盗，这种现象在公案武侠小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1923年，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创作了《江湖奇侠传》，构建了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从此，武侠小说有了少林、武当、峨眉、青城等各种流派，侠客们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金庸小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发展中的第三变，他创建了武侠小说的文化空间，打造了“文化武侠”的范本。作为类型小说的武侠小说内涵丰厚了起来，韵味深远了起来，其格局与格调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武侠小说彰显的是侠文化。侠文化与中国不同形态的传统文化既有相融之处，也有很多原则上的分歧。金庸却能将它们交融在一起，从而展现出不同的文化之侠，且如此鲜活生动，显现出金庸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思考，还有高超的文学修养。

　　理念因抉择而崇高深厚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是对侠客的社会担当和使命意识的高度评价。这样的使命意识并不是金庸小说独有的，却在他的小说中得到最充分地彰显。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之所以率军攻打撒马尔罕，是因为成吉思汗允诺，可以答应他一个要求。他原准备提出解除与华筝的婚约而与黄蓉结婚，可是看到蒙古兵屠杀百姓，话到嘴边却提出了蒙古兵停止屠城的要求。他做出了抉择，留住了老百姓的命，放弃了个人利益。《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为了大宋与大辽的安宁，在两军阵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金庸小说中侠客的社会担当精神不是理念的直接演绎，而是体现在行为的抉择中。有抉择就有牺牲，牺牲的是家仇、幸福，甚至是生命。同样，抉择后的行为很真实，彰显出的家国理念，显得特别光彩，特别崇高。理念的表达来自人物内心的召唤，行为的确立来自理性的最终抉择，金庸小说高尚不虚情，大气不做作，原因就在于此。

　　雅俗因合流而创新超越

　　武侠小说是类型小说，模式化是创作的基本形态，争霸、复仇、行侠、夺宝、情变……这些模式，凡武侠小说必不可少。金庸小说的创造在于，赋予这些模式以灵魂，让这些模式有了鲜活的生命意识。这个灵魂就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践行的“人的文学”。

　　新文学作家以人性为中心，在社会的描述中写人生和生命价值，金庸小说同样以人性为中心，在江湖世界历练中写人生和生命价值，构建了武侠小说的“成长模式”。陈家洛、袁承志、郭靖、杨过、萧峰、令狐冲、韦小宝……这些人物都是江湖中的类型人物，然而这些人物个个形象生动、性格分明，展现着精彩的江湖人生。之所以如此，是金庸将他们的人性描述和人生成长确立为小说的叙事中心。这些武侠小说的类型模式也就成为挥洒人性、展示人生的故事表现空间。以人性、人生为叙事中心的“成长模式”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长篇章回小说的结构得以完整。从懵懂少年到成熟大侠，人物成长是金庸小说中的主线，人物成长的过程就是故事展开的过程，人物形象圆满成型了，故事自然完整，结构自然紧凑。

　　传统的长篇章回小说美学构建至金庸这里实现了现代化转型，这样的评价符合实际。这是雅俗合流创造出的文学新境界。金庸小说彰显的主要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规范，是一种既有的存在，在规范和存在中能否写出鲜明的人性和精彩的人生呢？金庸用实践告知人们，是可以的。

                                                                                                                                   　              （原载《光明日报》2019.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