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长篇小说？李敬泽表示，长篇小说是一个特定的艺术方法、思想方式、感受方式，它是在人类的文化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且获得了它的必要性的一种方式。

十五、十六世纪，长篇小说开始萌发。究其原因在于，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科学技术、现代性因素开始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直接有力的作用，人们失去了对于世界完整全面的把握。根据哲学家卢卡契的观点，此前人们处于史诗时代——即使是一个农夫，他也能完全掌握他的世界，于他而言，他的生活和世界就如同天上的星空一样清晰可辨。进入现代以后，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失去全面把握我们自己和世界的能力，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未知。

李敬泽认为，长篇小说的必要性正在于此，在越来越复杂、人们的经验和生活高度割裂的现代，需要长篇小说为我们提供关于人类生活、关于生活着的世界一个完整性的叙事、讲述和表达。这个完整性不像《荷马史诗》那样天然具有完整性，而是需要作家要靠自己对人类经验的掌握和思想力量。作家需要对我们生活中大量的、看似不相关的东西做出选择，站在其中想象，然后建立起关系。

长篇小说在文明和文化中，作为关于我们对自己、对生活、对世界的一种庞大叙事，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在李敬泽看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作家所承担的，不仅仅是文学创作，更是对人类这个族群来讲至关重要的责任——提供关于我、我们、我们时代的叙事途径。作家们面对长篇小说的问题时，会发现有一些东西是躲不开的，即一个长篇小说必须要面对的包括历史、时代这样的大词，以及这些大词中所蕴藏的东西。

历史，时代，不可回避的。李敬泽认为，我们正身处于怎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正经历着怎样的时代，和我们的小说有根本的、内在的关系。正是在历史和时代的深入思考中，我们会获得这个时代长篇小说的新的视野、新的方法、新的着眼点，也会获得至关重要的方法，讲述故事的方法，认识世界、想象世界的方法。

“这些年来一直强调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道路等等，为什么要强调中国？因为时代、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又重新成为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在新的世界图景下去认识中国，进而认识自己。”李敬泽说，这由此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以中国为方法。“你会发现，过去很多作品未必是以中国为方法的，现在在新的历史前景下，什么是以中国为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李敬泽强调，伟大的小说一定是产生于看世界、看自己的方法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因为历史的巨变在那里，你的方法、你的眼光也要变。“伟大的小说一定承担着，或者说敏感于我们正在经历的伟大的、浩大的历史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世界、给自我的认识所带来的图景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们的写作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困难、机会。一切都在飞速发展，经验在快速折旧，小说家如何应对？人们生活在层层叠叠的、各种各样的空间内，甚至是虚拟的空间里，人们如何在这个空间生活？空间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这都是作家们需要深入思考的。

“城市作为一个空间具有着非常特定的社会的、历史的命运，甚至它的忧伤，它的活力，它的快乐，它的性格，它的怪癖，让它成为一个会呼吸的，正在时间、历史中延续着生命力的空间。”在李敬泽看来，能否将人在这个空间中的命运，人如何塑造这个空间、又如何被这个空间所塑造讲述好，将它作为一种方法、眼光，而不是对象，目前都还没有展开。

长篇小说解决的是人的问题。“一个现代人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梦想，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脆弱，这是活生生的人。”李敬泽指出当下长篇小说人物塑造的一个问题，“把人简化”。“我们现在写现实、写生活，不面对矛盾，没有矛盾写什么小说？现实的矛盾是客观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飞速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怎么可能没有矛盾？小说重大的文化功能，提供关于时代、关于世界、关于我们自己的一些认识的图景时，要深入思考这些矛盾中人的处境、人性的变化，也要包含在这些矛盾中的总体性关切。”

中国正处在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中国作家担负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责任。李敬泽期待，作家们在为世界提供图景时，要寻求到巨大历史变化中的心灵，寻求到我们的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努力探索这个路径和可能性。“伟大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个民族的新史诗，承担着巨大的、重要的历史责任、文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