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们的苦处说一说”

　　1957年，高晓声因为和陆文夫、叶至诚、陈椿年等人倡议创办《探求者》月刊，被错划为右派，遭遣返回家乡江苏武进农村劳动改造。改造期间，高晓声做过农民，当过短期的中学教师、学校勤杂工，后又任职菌肥厂技术员，薅秧、种稻、编筐、捉鱼，培植银耳、培育蘑菇，做小买卖……即便如此，生活仍然一度穷困潦倒，粮食不够吃之际，高晓声曾捞鱼摸虾，破帽遮颜售于闹市。如此，高晓声在农村一待就是21年。1979年4月，高晓声的历史问题得到平反，于11月调回江苏省作家协会工作，重新开始了写作生涯。《陈奂生上城》等最初的几篇小说便是他回归之后给文坛献出的一份“厚礼”。

　　从1957年下放农村，到1978年下半年重新开始创作，高晓声的文学生命整整中断了21年。重新开始创作之初，高晓声的写作并不顺利，甚至连许多常用字都不能熟练运用，为此他将一本《词源》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还把许多精彩的词汇抄在专用的小本子上，以备写作不时之需，他抓紧一切时间重新补课。时逢新时期之初，国家鼓励农村发展个体经济，鼓励致富增收，高晓声深受感动，就想“把他们的苦处说一说”，“农民有些什么苦？我认为受苦最深的就是吃和住”。

　　在此形势下，高晓声创作了小说《李顺大造屋》，精炼的笔法、流畅的叙述、沉重的主题写出了农民李顺大造屋不得的痛苦，“他们恶啊！我的屋啊！”这篇小说发表于《雨花》1979年第7期，打动了无数读者，成为高晓声发表的第一篇有影响力的小说，受到公刘、冯牧等文坛前辈的关注和赞赏，并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次获奖给高晓声带来了一定的声名，阔别文坛多年的他由此成为文坛的一颗新星。正是在这次颁奖典礼上，《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第一次见到高晓声，并向他约稿。

　　在《陈奂生上城》之前，高晓声还写过一篇《“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写农民盖不了房的问题，《“漏斗户”主》则写农民吃不饱的问题。《“漏斗户”主》情节很简单，主要写农民陈奂生从缺粮、借粮到有粮的经历，有着高晓声本人艰辛生活的投射。《“漏斗户”主》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反响。

    写续篇救活《“漏斗户”主》

　　崔道怡的约稿触发了高晓声原本就有的写作计划——救活《“漏斗户”主》。怎么救呢？写续篇。高晓声用他苏南人特有的精明做了一番盘算，在《谈谈有关陈奂生的几篇小说》中，他如此剖白：“……想通过《陈奂生上城》这篇小说，引起读者对《“漏斗户”主》的注意，叫作‘救活’《“漏斗户”主》。这两篇小说，主人公都用陈奂生一个名字，性格也统一，所以《陈奂生上城》名正言顺成了《“漏斗户”主》的续篇。读者如果对《陈奂生上城》感兴趣，就一定会去看一看《“漏斗户”主》，这样，《“漏斗户”主》就被救活了。”

　　《陈奂生上城》主要讲衣食无忧后的“漏斗户”主陈奂生进城卖油绳、买帽子、偶遇吴书记、住高级宾馆的一番际遇。其核心情节是宾馆一夜，也是小说最精彩的部分：

　　陈奂生出了大价钱，不曾讨得大姑娘欢喜，心里也有点忿忿然。本想一走了之，想到旅行包还丢在房间里，就又回过来。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脱不脱鞋？’一转念，忿忿想到：‘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回头看刚才坐的皮凳，竟没有瘪，便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试了三次，也没有坏，才相信果然是好家伙……刚才出了汗，吃了东西，脸上嘴上，都不惬意，想找块毛巾洗脸，却没有。心一横，便把提花枕巾捞起来干擦了一阵，然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一次再也不怕弄脏了什么，因为他出了五元钱！

　　高晓声很快给《人民文学》寄去了《陈奂生上城》，收到稿件后，编辑部十分满意，崔道怡对其叙述技巧之成熟、人物性格刻画之生动赞赏有加，几乎没怎么改动，便于1980年第2期《人民文学》刊出。《陈奂生上城》的发表不仅成功地引起了读者对《“漏斗户”主》一文的关注，更将陈奂生的形象进一步推进发展，超越了之前广为人知的李顺大，成为更能包蕴时代内涵、更能呈现新时期农民复杂心理的人物典型，成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又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新人”。

    “一种敬仰，一种感激”

　　对于反复书写农民的日常生活，高晓声曾有如下自白：“其实，我写这样的小说是很自然的。眼睛一眨，我在农村里不知不觉过了二十二年，别无所得，交了几个患难朋友。我同造屋的李顺大，‘漏斗户’陈奂生，命运相同，呼吸与共；我写他们，是写我的心。与其说我为他俩讲话，倒不如说我在表现自己。”“想起他们，有时使我彻夜难眠。我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几十年，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有着一致的情感。我写《“漏斗户”主》，是流着眼泪写的，既流了痛苦的眼泪，也流了欢慰的眼泪。”  

　　高晓声不仅是陈奂生的原型，他甚至常常被编辑或者同行认为就是陈奂生本人，与他打过交道的编辑和学者们对他和农民无异的性情、行为、处事方式无不印象深刻。《钟山》编辑海笑说：“初见高晓声同志时，我简直以为他就是他笔下的‘陈奂生’，朴实、憨厚。”《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说高晓声“土头土脑，真正的农民模样”，“长相、神态、衣着都‘土’，语言也‘土’”。作家叶兆言说：“农民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评论家许觉民说：“我刚见到他时，他的形象与举止，不知为什么使我不期然地联想起陈奂生这个人物来。”对此，好友陆文夫看得透彻，他说：“当人们在高晓声的作品中读到那些幽默生动的描述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生活’竟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有一种幽默是含着眼泪的微笑，读者看到了微笑，作者强忍着泪水。”  

　　可以说，高晓声将自己的心血和生命融在了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里。“我写《陈奂生上城》，不是预先有了概念，不是为了证实这个概念，而是在生活中接触了一些人和事，有所触发，有所感动，并且认为这些人和事对读者也有触发、感动作用，于是才写了它。在写的时候，我就竭力抓住最能感动人的东西来写，也就是竭力发挥艺术的功能。”这就让他笔下的农民更接地气，没有斧凿的痕迹，更具“不隔”之美。

　　“我对陈奂生们的感情，绝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种敬仰，一种感激。这倒并非受过他们特殊的恩惠，也不是出于过分的钟情，而是我确确实实认识到，我能够正常地度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二十多年岁月，主要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力量。正是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积极性成了我的精神支柱。”高晓声说。

                                                                                                                                     （原载《光明日报》201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