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独眼之中，一百零八坊严整而庄严地排列在朱雀大街两侧，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弘。他曾经听外域的胡人说过，纵观整个世界，都没有比长安更伟大、更壮观的城市。昨晚的喧嚣，并未在这座城市的肌体上留下什么疤痕，它依然是那么高贵壮丽，就好像永远会这样持续下去似的。”在《长安十二时辰》的结尾处，马伯庸这样写道。这样的句子在这部作品里到处可见。马伯庸因散文步入文坛，写这样的句子，对他来说绝非难事。

然而，人们仍习惯性地称马伯庸为“网络作家”。

一方面，马伯庸早期作品《笔冢随录》《她死在QQ上》等确实首发在网络上，此后他的大多数作品也在网站连载，且作家创作量惊人。另一方面，马伯庸的小说被有些人认为是类型化写作。在相当一段时期，这被认为是追求流行、缺乏底蕴，写得再精心，都会被贴上“网络”的标签。

由此带来一个巨大的解释困境：据统计，全国网络文学作者已超1400万人，日更新量超1.5亿字，竞争如此激烈，马伯庸的小说为何能持续引起关注？他为何能成功？

事实是，放下身段并不意味着就能得到读者欢迎，类型化写作未必就是更简单、更低级的写作路径。将写作分为“严肃写作”与“通俗写作”，这是一种粗暴的两分法，它很可能遮蔽了真问题：不论写什么，不论背景如何，怎样与时代建立起连接才是作家的基本功，谁做得好，谁就可能被读者接受。

马伯庸的创作受欢迎，恰恰在于他找到了与时代连接的方式。

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小说火爆与小说质量不是一回事。前者属于传播学范畴。一部小说能红，因为出现了“传播循环”。在大多数情况下，信息在传播出去后，反馈总是相对减少，故影响日渐衰减。然而，部分信息的反馈却越来越多，因读者主动参与到传播过程中，不断放大其影响。当影响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引发“信息流瀑”。

“信息流瀑”有两大特色。首先，它不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谁也说不清那粒“关键的沙子”在哪里，几乎无法人为操作。其次，赢家通吃。成功引发“信息流瀑”的信息，传播量可能是其他信息的上万倍，影响力资源被赢家独占，其他信息（包括相似的信息）均遭遮蔽。“信息流瀑”的背后是一个神秘的世界，我们尚未理解其运行的真正逻辑。但显而易见，正确的操作会增加“信息流瀑”的几率。

从“信息流瀑”的角度看马伯庸的小说，会发现它有一个显著特征：追求故事。

在《怎么给小孩子讲历史故事》中，马伯庸写道：“给小孩子讲的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对错，而是好玩，所以别掺杂太多说教，单纯讲故事就够了。讲得有趣，他们就会感兴趣；有了兴趣，才会去主动了解；多多地了解，自然就会形成自己的历史观；树立了历史观，再来分辨对错也不迟。”

在生活中，能严格契合“发生—发展—高潮—结尾”的事件并不多，但人类理性有天然短板——其基础是生化反应，传输速度不及光电信号的百万分之一，这给信息的记忆、索引、调用带来无法逾越的困难。只有将信息逻辑化，才能加快处理速度，这就构成了人类对故事的依赖性。

故事的缺陷在于，它的形式较少（一般认为，只有40多种），易落入俗套。此外故事是人对世界的不完整概括，可能会将幻觉合法化。所以在文学领域中，“故事已死”之声缭绕不散。

可问题在于，故事并没死，反而日渐深入生活。在今天，电影、电视、广告，乃至新闻，都在讲故事。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谁也不拥有绝对权力，一切靠不同力量博弈而成，结果难料，所以，现代人更易感到恐惧，更充满幻灭感。其结果是：强化了对“有确定答案的故事”的消费需求。

可见，故事没死，关键看作家讲的是什么故事。马伯庸的创造性体现在，他敏锐地发现了读者对“阴谋故事”的渴望。

马伯庸曾写道：“身为一个阴谋论者，我的信条是：历史上每一件事都有一个内幕，如果没有，那么就制造一个出来。”为强化“阴谋”感，马伯庸采取了独特的叙事策略。

以真实历史为背景。马伯庸写过科幻，也写过架空小说，如《殷商玛雅征服史》，但读者还是更关注马伯庸笔下的三国、唐朝等。在《长安十二时辰》中，马伯庸使用了牵钩（即拔河）、干谒等唐朝才用的词汇，摆出一副写实的架势。

把“二等名人”扶持为主角。不论是《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李泌、贺知章，还是《风起陇西》中的荀彧、伏皇后、杨彪，乃至《白帝城之夜》的刘璋、简雍，虽青史留名，但性格模糊，事件简略。马伯庸将他们作为关键人，既省了人物介绍，快速带入剧情，又有足够的改造空间，减少读者的突兀感。

在简单事件中植入阴谋因素。比如对“失街亭”的重新演绎：王平出于私怨，弃守水源，致街亭之败，马谡的好友费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不惜落井下石。马谡在逃亡多年后，在姜维的帮助下杀死费祎，却被姜维的卫兵杀死，终于未逃脱当棋子的宿命。

为古人赋予现代人格。在马伯庸笔下，不论是张小敬，还是司马懿、马谡，都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很少受观念、出身、阶层等约束，便于读者将这些人物套在自己身上，满足了角色扮演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马伯庸小说中几乎看不到环境描写、肖像描写等，这符合都市人的体验——他们从小生活在人造环境中，周边一切如布景般变换，让人很难产生深刻印象。

小说的人物都是带着戏出场的，一上来便给出惊悚的局面（死亡、残酷、奇案），将人物置于巨大困境中。这困境越挣扎越艰难，由此也带来一个技术上的难题：在故事之外，用什么来调整节奏？

马伯庸采取了丹·布朗式的“知识悬疑小说”解决方案。在他的小说中，闲笔往往更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其结果是，人们忽略了《长安十二时辰》的内核是恐怖袭击，反而被唐朝长安城的辉煌打动。

故事是一面模糊的镜子，用它来照人，既可能给人以卓见，也可能给人以误导。但前提是要有人读，而非屠龙之术。

作家有义务研究读者、争取读者，这也是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太多作家以“小说质量”为借口，拒绝在此方面做出努力。可问题是，以感受为基础的“小说质量”，该如何证伪呢？最后只能日渐沉入“小圈子”中，与时代失去连接。

不可否认，马伯庸的写作有其短板，如何超越重复的窠臼，如何向人性更深处开掘，如何避免故事对认知的误导……凡此种种，还需艰辛的努力。但不能忽略的是，马伯庸更熟悉当下读者的趣味，能深入他们的心灵，知道什么才是他们关注的议题。在许多作家对此不作深究，只是一味模仿前人的套路写作，或用自设的“崇高”“永恒”来教化、训斥读者时，马伯庸的小说无疑更接地气，也更有直面真问题的勇气。

太多现代人正苦苦找寻着生命的根脉，他们在惶惑中踟蹰前行，他们想知道的太多，却又无能为力。马伯庸的小说至少能告诉他们，我们正在走的路，前人已经走过，其实，每颗心都不孤独，也许我们可以更任性一点，也更潇洒一点。

有的作者是为未来写作的，但也会有人以此为名义，逃避对当下读者的责任。遗憾的是，前者很少，后者却很多。与其如此，宁愿沉浸在马伯庸小说的世界里，那里面至少有一份不安，有一份沉痛，它们都能证明：我们依然活着。

如果非用一句话来概括马伯庸的创作，我愿说：它们是活着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