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流行把痴迷爱书者说成“书爱家”，是我的发明，不少人公开证明过这个“史实”。这回在题目中用的“存书”，是我三四十年来一直在文中和口头说过无数遍的，仅仅指我自己买书不是为了“藏书”，而且义正词严地厌恶把我说成“藏书家”。因为截至目前，我的经济状况仍无法满足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藏书家”的购书开销。去年下半年，商务印书馆要我为新版《徐志摩全集》的书信卷担任检校审订工作，报酬不多，但责任重大，我专门为此项亏本业务购置了四十二大本一套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是黄山书社二十四年前仅印了二百套的天价好书，也是我梦中惦记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爱物。一家三口举手表决，因为我刚刚果断同意给孩子买他念叨了几个星期的篮球鞋，这回他大声表态“老爸为了工作，应该支持”，负责打款的当家人也只好同意。花“巨款”买回这六七十公斤的几大箱书，也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使用。

　　我成规模地放手买书、存书，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四川出版界供职图书编辑时。之前我在湖北一所大学担任中国现代文学教师，用不着自己买书，因为除了开会和讲课，教师不坐班，就在校图书馆查阅，而且一次还可借回一两百本书无限期地使用。到了成都，公家图书馆开门时我在出版社坐班，下班了或节假日我需要查阅书刊的古旧特藏部却一律不上班。除了工资，那时候我已有稿费等额外收入了，便根据研究课题需要陆续地购书。更得天独厚的是，那些年成都的旧书地摊特别多，九眼桥畔、二仙庵内、猛追湾游泳池一带，甚至春熙路大街两旁，一到下午五点钟后，几乎全是卖旧书旧刊的地摊，要价都便宜，几角钱买一本全品相的民国书刊是经常可以碰到的事。我是湖北襄阳人，不会讲四川话，很快不少地摊主记住了我的口音，都认识我是“龚老师”，卖书给我也大多价格合理，我一般都不再砍价。如此这般，不到十年，我的专业用书，大体配得差不多。我记得，那时我的研究题目，全是买足了一个小小系列的史料，才在细读之后动手写的，所以都很实在。印象中，我研究汉译的意大利亚米契斯名著《爱的教育》时，竟然买到了该书的二十多个民国中文译本。写完《〈爱的教育〉在中国》初稿，到旧书市场，还有摊主向我出示他们帮我找出的我没见过的一些中文译本，更丰富了我的专业存书，也让我更充实地修订文章。

　　在出版社工作二十五年后，回归本行，到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执教，我的存书如鱼得水，摆在后来非常著名的“三〇八”，成为这个大学所在的狮子山山顶一处“文化风景”，光临“三〇八”这个“存书室”兼工作室的中外友人，无一不赞美教学研究条件之好。但是，这些人几乎都不明白，这摆满三百平方米书架的存书，都是我一本一本地从地摊买来的。那年头，还没有网上书店，全靠在旧书地摊和旧书店碰运气。好景不长，到了退休年龄，我主动把书搬离了“三〇八”。有一次在上海出差，去文庙旧书市场购书，一个上午的开销就是我半年的劳动所得报酬才支付得了的，我哪里敢去做什么“藏书家”的美梦！为了工作、为了研究，尤其是公家图书馆缺藏的书刊史料，如《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无论多贵，作为一个严谨的做学问的人，还是该设法弄到手。

　　自然，比我年轻的同行马上就会反驳我：“有电子文档可以免费下载啊！”这是真的，当我搬运几大箱《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上楼时，一位美眉同行就说,“太不值得了，这么一大堆放在家中，完全可以需要什么就在校图书馆网站免费下载”，我报之一笑。纸质阅读成癖的我，真无法适应这个“电子时代”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