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之道，不时有人著文大加赞赏，说得也头头是道。不过，我读了《曹操集》中所载的四则“求贤令”，总觉得有些怪兮兮的——“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甚至公开提出要招揽“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和“不仁不孝”之人作部下。因此我以为，曹阿瞒的所谓“唯才是举”，说得直白点，其实就是“弃德取才”。

　　但有不少人总爱找出种种“理由”替曹操辩解，其中说得最多的，是说曹操之所以“弃德取才”是被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虽说“天子”被他“挟”住，却“令”不了一个诸侯。经过十年奋战虽消灭了割据黄河以北的袁绍父子，但许都西面、西南、南面和东南不远的地方都是其他军阀们的地盘，四面被围，无日不在危险之中。因此曹操才不择手段网罗人才，以迅速增强自己政治和军事实力。

　　这种看法当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似乎并未戳到曹操的痛处。依我看，这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曹操的“挟天子”上。曹操使出“挟天子”的高招，固然使其东征西讨名正言顺，在群雄逐鹿中处于有利地位；但在选拔人才上也给他出了难题，带来负面效应。因为传统儒学和史学的第一要素是忠君，而此时的“君”则是傀儡皇帝汉献帝。如按照传统的儒学与史学思想选拔人才，无异于扩大和充实支持汉献帝的队伍，势必给自己树立对立面，日后必定成为自己和后代取汉政权而代之的莫大阻力。作为一代枭雄的曹操，是决不会去干这等傻事的。

　　其实，曹操杀杨修也并不主要是忌才，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杨修出身于“四世三公”的望族，是忠于汉皇朝的儒生们的代表。在曹丕、曹植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中，杨修又亲附曹植。曹操既然选定曹丕为接班人，那么他就最害怕杨氏一族及其所代表的内心深处忠于汉皇朝的儒生们结合曹植的力量，造成今后政权接替的不稳定，所以杨修就非死不可了。曹操实施“挟天子”的方针，必然要实行“弃德取才”的用人政策。但这一政策的实施也埋下了祸根，造成了众多官吏政治、道德素质低下，魏也就很快被晋所取代。这无疑是曹操推行“弃德取才”政策不可逃脱的悲剧，教训不可谓不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