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的文与脉》是批评家周明全的新作，本书分“中国小说”“文本细读”“青年书写”三辑，展现了周明全对“中国小说”、当代文学以及对文学批评本身的思考。

周明全在序言《做有心的批评》中，开门见山地亮出了他的批评观：“批评家首先是有着自心的独立的个人，然其主体意识，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被自我阉割掉，蜷伏在一大堆现成的理论里，巴赫金说、别林斯基说、福柯说，唯独没有批评家自己说，没有批评家自己对作品的判断和理解——没有自己的真、内心的真，善和美皆无所依。”

批评的  “我”指批评主体——批评家个人。周明全是有强烈的批评主体意识的，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他的在场。在《中国好小说的八个层级》一文中，谈到小说的“拙朴美”时，周明全说，小说不妨写“笨”一点儿，“外形上的‘笨’，说不定反而能显示出更高层的‘内美’。‘内美’这一概念，似乎是画家黄宾虹提出来，并身体力行地予以艺术实践的。”如果说“拙朴”是一个更严谨的学术语汇，那么“笨”就真的只能是“笨”了。“内美”是不是黄宾虹提出来的？“似乎”是。一个“笨”字，一个“似乎”，批评家便在场了。

有意识的反叛，意在找回批评的“我”，强调批评家的在场。这种“在场”由一个“在野”的人完成，吊诡之外，庆幸之余，应该还有遗憾——当下的批评是有问题的，在场者未必真的在场，甚至以不在场为荣。

批评的“无我”，首先造成批评温度的散失。不肯“说人话”（周明全语），似乎写出一种佶屈聱牙的、冰冷的“机器体”，才是批评的最高境界。批评家的不在场，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危害，即以所谓客观的姿态，为个人偏见打掩护，为自己造就一种豁免责任的可能：这些都不是我说的，你们要找，去找巴赫金、别林斯基和福柯。

批评的“无我”，最大的危害是可能导致批评的“失真”。我有一个偏见：我认为，无“我”即无“真”。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应该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充满着一方主宰带来的傲慢和随心所欲。“无我”的批评，有可能是批评家把作家、作品当物，也有可能是把批评家自身当物、当机器。“有我”的批评，是批评家把自己当人，把作家、作品当人。人与人的关系表面松散，实则审慎。批评不是二元对立，批评需要这份松散和审慎。正如芥川龙之介小说《竹林中》所描述的情况一样，批评的“真”寓于众多的“我”之中，不必惧怕“我”，甚至要呼唤“我”。

当然，我们也必须警惕堕入另一个极端的可能，警惕唯“我”独尊，唯“我”独尊恰恰是另外一种“无我”。在批评和审美的向度上，一切以个人经验为据、为傲，不是“我”。“我”最简单粗暴的解释是：批评家敢于说自己的话，说完了，也敢于承认这话是我说的。“我”更着重于强调批评的姿态。

“无我”“我”与“唯‘我’独尊”的分寸感，在《中国小说的文与脉》一书中有绝佳的把握。

如果说在一本研究“中国小说”的专著中看到这些是应该的，那么本书还有许多附赠的“福利”，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  “福利”承担着批评的“真”与“我”的沟通功能。最不可思议的“福利”可能是：借此书，你将得以想象他年轻时曾一度追求的快意洒脱的生活，甚至能按图索骥，找到澜沧江边那个酒吧，看他在爱情风雨飘摇之时独饮求醉。

（《中国小说的文与脉》周明全/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