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俄国是“诸子百家”中最受重视的一个思想家，《道德经》在俄国的传播，早期主要得力于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编译本。

　　1884年是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发现”的一年。这一年3月，他开始翻译《道德经》。在3月6日和9日的日记里，他分别记载：“翻译老子，没有达到我想象的那种结果”“……读老子，可以翻译，但无法全部翻译”。

　　从1884年起，托尔斯泰是把老子和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优秀思想的整体来接受的，他在谈到这类话题时往往二者并提。这年2月，他给密友切尔特科夫的信中说：“我在读孔子著作，这已是第二天了。真难想象，它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精神高度。”3月，他再次给后者写信说：“我正沉湎于中国的智慧之中，极想告诉您和大家这些书籍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裨益。”3月15日，又一次在给后者的信中说：“我认为我良好的精神状态也是由于阅读了孔子和老子著作的缘故。”同时，在信中首次提出为了读者的道德修养急需划定专门的“读书范围”，其中应包括福音书、佛教典籍、罗马人马可·奥勒留和法国哲学家帕斯卡的著作，当然，还有老子的著作。4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读了孔子著作，它们更深刻、更优秀。没有孔子和老子，福音书便是不完全的，而没有福音书，孔子学说也就没有意义。”

　　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如此推崇孔老著作，直至视其与福音书相互补充的地位，可见他醉心于“中国智慧”的程度。然而，托尔斯泰接受孔老学说的出发点却还是基督教，他说：“老子学说的实质与基督教是相通的。”他认为“两者的实质都是以禁欲方式显示出来的构成人类生活基础的神圣的精神因素。因此，为使人类不成为苦难而能成为一种福祉，人就应当学会不为物欲而为精神而生活。这也正是老聃所教导的。”依照托尔斯泰的理解，“道”这个字既是上帝的标志，又是通向上帝的道路。

　　前苏联汉学家李谢维奇就此表示怀疑：“我为托尔斯泰对老子的解释感到担心，明显的理由之一是，人们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同时他又肯定其精神：“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托尔斯泰从比较的角度去处理的是他全然陌生的文化材料，这种对属于极为相异的信仰传统之神圣文本所作的文化比较，能使作家如此成功地克服语言障碍，从而深入到文本的实质中去，对此我们唯有表示惊叹。”

　　1893年，托尔斯泰和助手波波夫开始着手共同翻译《道德经》，此项工作持续到1894年5月，直到1910年才由“媒介”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列·尼·托尔斯泰编选，中国圣人老子语录》，主要部分是老子言论摘选（共选入64段语录），附有两篇论文，一篇是托尔斯泰写的前言《论老子学说的本质》，一篇是波萨多夫写的短文《关于圣人老子》。

　　                                                                                                        （原载《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