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占有一个相对特殊且重要的位置,他比较超脱于现实的社会功利性,从文化的根本层面上给予“新文化”以正面的建树,那就是对源于希腊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的输入,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周氏兄弟曾居住过的北京八道湾十一号,见证了鲁迅和二弟周作人的失和。分道扬镳后,二人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一位成为文学英雄,为革命呼号,另一位却走上“附逆”之路;但在新文化运动的文学贡献上,两人各有建树。
1917年4月1日,一个32岁的绍兴中学教师,走进北京大学殿堂,执掌起教鞭。不久,新文化运动中,便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周作人。
周作人来到北京这年1月,《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2月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是文学革命进军的号角。周作人积极参加进来,自1918年l月起,他在《新青年》和其他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评价文章。所译的欧洲、非洲和日本的小说、诗歌、散文,当时都成为文学青年们的精神食粮和看向外界的窗口。周作人对异域文艺新声有锐敏的感受,他认为,多读世界各国各族文学作品,能够看到人类共同的命运。
1918年5月,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最先提出了“平民文学”一词。在该文中周作人感兴趣的是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而“平民文学”只不过被当作“通俗小说”的代名词稍稍提及,并没有展开具体论述。直到1919年1月他在《平民的文学》一文中具体阐述了平民文学的相关问题,并把平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理想来大加倡导。
《平民的文学》是周作人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以“人的文学”为代表的一组文章中的一篇,在该文中周作人从内容上对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是正好相反的。但是这两个名词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的区别不在读者与作者上,因为它们既不是专门做给贵族或平民看的,也不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同样,文字形式即用古文还是用白话也不能区分二者,因为白话和古文一样,可以雕章琢句,变成一种“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文学”。周作人认为,它们的真正区别在于“精神”,即在内容上普遍与否、真挚与否。
五四作家们最初把“平民”和“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时期,文学作者们没有发现“人”,只发现了“国民”。而五四时期作家们的思考则突破了“家族”和“国家”,高举起“人”的旗帜。
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广泛的人类意识,“人”在这里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没有阶级区分。鲁迅的《一件小事》就是典型的例子。新文化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人的自觉”的运动,对于“人”的觉醒的呼唤,已成为一种势不可当的潮流。周作人“人的文学”主张,与鲁迅、李大钊等的思想理论推波助澜,彼此呼应,在思想界、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指出,人的问题,在欧洲早已被发现,被重视,但在中国,却“从来未经解决”,所以现在还要从人说起,讲人的意义,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而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在“人的文学”中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从正面描写理想中的人的生活,二是从反面暴露现实中的非人的生活。
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卓越成就,奠定了他的第一流作家的地位,当时他的声名甚至超过鲁迅。除了文学和思想方面的建树,周作人在五四时期,还从事了多方面的社会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爆发,接着不断发展扩大。6月3日,学生重上街头讲演,北洋政府大规模逮捕学生,有一部分就关在北京大学第三院法科那里。周作人即以北京大学教授身份,与刘半农、陈伯年、王星拱三教授一起前往法科,自称是北京大学代表,来慰问被捕学生,被守门军警拒绝,自下午交涉到晚7时半,终于不得进去而回。6月5日,周作人又在街上遇着学生讲演,群众聚听声援,军警马队来驱逐,周作人也身受马队的冲击,他回来写了《前门遇马队记》,怒斥反动政府是“无知的畜生”“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宣布“我不悔此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他将此文送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后来,李大钊告诉周作人,警察所曾经到《每周评论》编辑部来查问这篇文章。
1919年末,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部分成员受了新村主义和克鲁泡特金思想的影响,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得到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的支持。周作人捐了款,参加了建团的一系列会议,为它发表了文章和讲演。1920年2月,周作人公开刊登启事,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正式成立,由他主持一切,即以他的北京住宅为支部地址,他定期亲自接待来访者,答复有关询问。
不过,到了五四时期以后,周作人主要回归到了小品文写作,被称为小品文之王,这个名声甚至掩盖了他五四时期理论家、诗人、翻译家的盛名。他的小品文,极具“阴柔”之美,鲁迅的杂文则极具“阳刚”之美,成为中国新文学并峙的两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