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流淌在中华大地上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前进中依次出现了不同壮丽的景观。诗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民歌。五四以后，以白话诗为主的新诗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涌现出郭沫若、臧克家、艾青、田间、郭小川、贺敬之等一系列代表诗人。

       新诗在上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两次波折，西化、傍洋。问题可能出在“横的移植”，即翻译上。二把刀直译西方现代诗，主语谓语，名词动词，译出来怪怪的，越看不懂越好，一个人如此写，大家比猫画虎，就成为朦胧诗。诗是不能翻译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有人译成长长的句子，王力译成五言体。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对西方不再迷信。“西化”渐去，而“矮化”到来，内容上“俗”，形式上“水”，由吟唱变成了说话，散文分行。降低了高度、醇度、难度，会说话便会写新诗，新诗也便失去了魅力，大家不愿看了。

       新诗的毛病给旧体诗提供复出的良机，深藏在中国人和汉字中旧体诗的种子春风吹又生。然而好事多磨，有人视复兴为复古，时代变了，生活变了，口语变了，仍要刻舟求剑，固守唐宋，坚持平水韵。对于用韵的守旧，明朝人就曾批评过：“约吴兴之武康人，局于方言蛮语，不审宫羽，不备四声，而敢背越贤圣，变乱千古，亦即谬妄矣。不知后世学士大夫，何故而尊之如圣经，历百代而不敢易乎！此甚不可晓也。”他们精通格律之技术，不谙作诗之艺术，只见镣铐不见舞。陈词短调，塑料花，有形有色而无韵味。所以当前诗词作品浩如烟海而鲜有佳作，更没有公认的代表诗人出现。

       对于当下诗歌现状，可以一句话概括，新诗需要民族化，旧体诗需要现代化。二者不是两股道上跑车，互争高下，互相排斥，而应该是新旧并存，双轨并行，互学互补。中国诗歌的发展，既不能回到古代，也不能跑到国外。而是科学发展，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正确处理继承民族传统与借鉴外来文化的关系，汇新诗、民歌、旧体诗三源于一流，再铸中国诗歌之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