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70后”作家李修文又有一个新身份——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这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年轻的。他坦言，当主席无非两件事，一是搞好自己的创作，二是帮助别人搞好创作。其实，在《山河袈裟》出版前，李修文在文学创作上已经沉寂很久，他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在影视剧本方面的成就，2014年由他担纲编剧的48集电视剧《十送红军》登陆央视，从新的角度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程，广受好评。为写好剧本，他化为“路人”，重新走了长征路，听、闻、嗅，感受一路上的点点滴滴。这不仅是他写剧本的态度，也是他创作所有形式文学的态度，“我似乎惟有在现实生活和自身体验里找到了确证，才能够写下去，”李修文说，“如果不找到一种莫大的相信，我肯定是写不下去的。”

《山河袈裟》就是在种态度下完成的。他在序中说：“收录在此书里的文字，大都手写于十年来奔忙的途中，山林与小镇，寺院与片场，小旅馆与长途火车，以上种种，是为我的山河。”这是中华大地的山河，也是李修文的山河，《山河袈裟》重建了他的文学山河。

在重建之前，李修文是失意的，羞愧的，惶恐的。两部长篇小说《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曾让李修文一鸣惊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写不出小说的感觉令他颓丧，但是文学的世界从未山穷水尽，秉持着执着与尊重，他很快找到了“又一村”。在与诗人叶舟去甘肃庆阳游历时，在一座石窟前面，李修文突然觉得某种慷慨之气就围绕在他们周边，他便对叶舟说，从此以后我要写些配得上眼前山河大地的文字。就这样上路，也许起点是失败，是惶惑，这又何妨，提笔自有豪迈气，李修文在这条路上自救、重建、奋笔疾书，将他所有的热情倾覆于山河与人民之中。

《山河袈裟》中的人民是有温度的，这种温度就是情真意切。他竭力进入“人民”，用自己的遭际，植根于“人民”之中，寻找出所要依靠和赞叹的“人民性”。这种“人民性”让李修文无比迷恋，并且不遗余力地赞美。他明确地表示，“人民”这个词无论怎么变化，基础都是人，是人心，他频繁地使用这个词绝无标高之意，而仅仅是一个提醒。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报恩，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李修文找回了写作的自信，浇筑了自己的创作立场，重建了文学山河。李修文自幼热爱戏曲，如今也时常创作影视剧本，散文是他无法放下的，小说也是他试图重拾的。有人说李修文总是在跨界。李修文直言，什么是界？　自己并不想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作家，而是希望成为一个文人。在他那里，文体不是界，文化才是。李修文表示，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他最想提醒自己当一个中国作家，他的写作还得牢牢站在中国两个字上，“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赵钱孙李不是哈姆雷特，不是罗密欧，不是朱丽叶。”

作为楚人，在写作之中，他总觉得屈原与项羽都在身边，才有不驯服的特征。坚持写中华大地的山河，写中国的人民，“如果说我对写作尚且存有一点野心，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继承汉语传统里的纯正部分，并且不与当代生活有违和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