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认为，即便是作家，也是术业有专攻，于他自己，更喜欢写长篇，因为有大量的时间“宅”在家里，加上个性比较安静，也不太喜欢外出。

写作对艾伟来说，是一种极为隐秘的个人劳动，漫长的过程中时常会感到寂寞，有时他会在水墨的世界自我调剂，有时则出门与朋友小聚，但更多的时候与自己小说里的人物作伴，共同抵抗寂寞。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幽暗或压抑？恰恰相反，那是一幅充满野性的景象，思索与想象力如同南方的植物一般野蛮生长……正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描述的那个世界。

艾伟坦言，他初读《百年孤独》时的那种震撼，几乎影响了他的整个写作生涯。“《百年孤独》充满着热带植物般的生气和喧闹，它呈现在你眼前的景观，无论是人群的还是自然的，无不壮丽而妖娆……”艾伟把马尔克斯的写作称为“植物写作”，自由、蓬勃、无拘无束。

1999年，艾伟的第一部长篇《越野赛跑》正是受到了《百年孤独》的影响，他也创造了一个充满了变形和幻象的世界。整部小说充满了寓言性，给读者一种疯狂的飞翔感。评论家从这部小说中读出了艾伟的文学野心，他不仅是在写作，更是在创造，他觉得自己经历了两个时代，一个叫革命的年代，一个叫经济的年代。两个年代看上去如此不同，但它们背后的逻辑其实一模一样，只是互为倒影而已。他这样的划分是有创见的——迟至2005年，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出版时，相似的历史段落划分法才被再次使用，并引起热议。

然而艾伟并没有将他擅长的飞扬之力一直发挥下去，在创作《爱人同志》时，他收起了那份疯狂，因为有更具魅力的东西等待他去探索，“我开始向人的内部世界拓展。那个不可捉摸的内心世界有着巨大的能量，让我深深着迷。我完全用写实的方法切入，一步一步，进入那个黑暗的潜意识领域……”艾伟说，这样的小说，需要耐心，需要长久地凝视，需要仔细地辨析，看清他们的选择和行动的理性和非理性面相。到了2009年，长篇小说《风和日丽》则被视作艾伟的又一次“文学远征”，不少人认为，此时的艾伟已经自如地做到了“宏大叙事”。

突破、改变、创造、融合，或许就是艾伟的文学关键词，正如他自己所说，“每一次写作，对我来说都是一次自我挑战。”如今，长篇小说《南方》成为艾伟的又一次挑战，这部小说既有早年《越野赛跑》飞翔的影子，同时也不缺乏如同《爱人同志》《风和日丽》中对人的探问和质询。“我试图在《南方》中融入我写作中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艾伟说，“我想让南方有寓言性，但这种寓言性要建立在人物的深度之上。我要在飞翔和写实之间找到一条通道。”

《百年孤独》中的那个植物般的世界，充满野性，拥有着巨大的繁殖能力和惊人的激情。而在艾伟眼中，我们的南方文学传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具有植物般生长的丰富性和混杂性，以及让人惊讶的想像力或者繁殖能力。而这些，如今汇聚在《南方》之中。

生于南方，长于南方，滋润于南方的文学土壤，如今再次从南方起飞，艾伟无惧甚至拥抱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