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读者感叹，冯骥才的“老津味”又回来了。

《俗世奇人》（足本）刚刚获得鲁奖，收入的小小说都人多嘴杂、样貌各异，是冯骥才对天津人集体性格的一个画像：燕赵之士，热情，义气，豪爽，好面子，嘎。对此冯骥才也当仁不让：“我和别的作家不一样，这些年一直在天津没有离开，得把天津这块地方的灵魂写活了。”

二十多年前曾是冯骥才文学创作的井喷期，《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炮打双灯》《神鞭》一系列作品极有人气，可冯骥才还是决定投笔从“戎”。对于一个处于创作巅峰期的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文学创作更重要的事呢？因为有一个使命在召唤他，这场“戎”即为文化抢救，冯骥才义无反顾。

就在抢救天津城市文化遗产的时候，冯骥才看到一本介绍法国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的书。马尔罗是法国著名作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任文化部长期间，提出“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口号，并在全法国做了一次文化普查。几年下来，法国人不仅对自己的文化遗产清清楚楚，还大大增强了文化自豪感。这对冯骥才触动不小。他觉得，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需要一次全面考察。模仿法国人，冯骥才提出了一个口号——“大到村落，小到荷包”。

冯骥才说：“每一分钟，都有文化遗产在消失。再不保护，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就没有东西留存了，如果我们再不行动，怎么面对我们的子孙？”十几年前，冯骥才提出一个概念，叫文化自觉，而作为知识分子，不仅要有文化自觉，更要有“文化先觉”。先把问题提出来，才能形成国家的自觉，最后变成全民的自觉，这时候社会的文明就前进了一大步。

冯骥才说，西方在进行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法国最早出来呼喊的是雨果，到了梅里美他们就有了行动，到了马尔罗就开始做文化普查了。这便是冯骥才的使命，过去几年他奔赴那些远离城镇的古村落，在他看来，许多古城已经“陷落”，如今古村落也岌岌可危，虽然避过了所谓“经济开发”的危机，却又陷入“旅游开发”的陷阱。保住这些古村落，才能为中华文化留下更多遗产。而在这一过程中，冯骥才也是笔耕不辍，在过往的小说散文之外，多了一支“非虚构文学”的笔，记录在周庄的柳亚子迷楼、在慈溪的贺知章祠堂“卖画保楼”的经历，还有他经常会见到一些传承人身上有非遗的历史、有非遗的记忆，于是做他们的口述史。这些也开创了冯骥才另一条文学之路。

近年来，年过七十的冯骥才回到书斋的时间又多了，文学的情怀变得浓烈，于是在他的笔下又勾勒出一位又一位的“俗世奇人”。冯骥才也感叹，做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无法进入一个小说家虚构的思维，而如今也是“在现实和虚构间甜蜜地往返”。

冯骥才是文化大家，之所以为“大”，不是因为跨界，只是源于他身上那份强烈的使命感和果断的行动力，“与读者分别，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痛苦的，可是抢救与保护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个使命是时代性的，不能拒绝。”冯骥才说，“我别无选择，只有听命于时代，听命于文化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