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喜欢在自己的作品里谈论马原。对先锋文学多少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说过一句颇能体现马原风格的话：“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这是他发表于1986年的短篇小说《虚构》的开篇。事实上，作为小说家的马原，也经常出没在他的随笔里。他在《论马原》里谈论马原说：“当代写家中我与马原相识最久”，“我听过他的课，看得出他读了很多小说，且读得相当细致”。在《有马原的风景》里，他又说，他叫马原，是个写小说的汉人。甭管这纯粹是赚人眼球的噱头，还是另有深意，也甭管这是自恋，还是性格分裂的体现，马原谈论自己，都像是谈论另一个客观的存在。历经二十年的沉寂后，马原回归小说创作，当我们在《牛鬼蛇神》里的大元，长篇新作《姑娘寨》里的马老师身上，看到改头换面的马原，会忍不住琢磨：这是真实的马原，还是虚构的马原？

要这么较真，我们就落入了马原的“叙述圈套”。马原信奉的是“遇见”的文学观和方法论，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梦里，只要被他遇见了，那只能是真的。他是自己作品里的上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马原说要有祭司，于是在《姑娘寨》里，就有了一位九十多岁的祭司别样吾，写这个人物的时候，马原每天都和他“生活”在一起。而且马原还遇见了四百年前姑娘寨的先民。如果你问，祭司早被看成封建迷信取消了，你是真遇见了吗？四百年前的先人，你怎么可能遇见呢？马原绝不会正面回答你，那是他运用小说家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他只会说：你没遇见是因为你太理性了，你在面对神、鬼的时候，没有像我这样有一套迥异于常人的感觉系统。但归根到底，你没遇见是你没我那样的幸运。

该怎样理解马原的幸运呢？具体到《姑娘寨》的写作，说来倒也简单。到了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南糯山上的姑娘寨以后，马原就把它视为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二家乡，他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为自己的这个终老之地做点事。他这几年也的确一直在做，最重要的事，就是和一些同道共同讨论和策划了勐海五书，包括植物、动物、昆虫三本自然之书，还有普洱茶和童话两本人文之书。马原负责撰写童话，自然是受了卡尔维诺写作《意大利童话》的启发。但作为一个小说家，马原同时也希望能成为姑娘寨历史的注解者之一。遗憾的是，他遇见的哈尼族没有语言，没有文字，只有口口相传的历史。但事情的另一面在于，正因为哈尼族没有文字，历史就真成了拿破仑说的那样，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对于作为小说家的马原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机会了。面对这么一个动态历史的族群时，他的想象力有了用武之地。因为历史没有被固化，他无需去订正它，也无需去判断有些事准不准，对不对。他就主要关注几个方向，在哈尼族里，祭司是整个族群里最重要的身份，因为历史靠他们传承，但我们这个时代认为祭司是荒谬的存在，祭司制度也随之消失了。马原就想，那祭司这个文化该怎么往下传承呢，靠各个家庭成员，从长辈那里继承，但年轻一代不见得愿意。这样，整个族群数千年、数百年里形成的规矩、规则，就可能说没就没了。于是，他想到该找一个祭司，所以在虚空中“遇见”了一个九十多岁的祭司。马原自言，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他更了解哈尼族，更了解祭司的生活。但这里又碰到了一个问题，祭司到不了冥界。因为哈尼族崇拜祖先，祖先就是鬼。祭司要跟祖先沟通，就得去找巫师。在这个族群里，也只有巫师有特异功能，能在两界穿行。马原就找到祭司、巫师后，也就走进了这个族群的核心秘密。马原由此从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角度，做“我的展望，我的介绍，我的描述”。

且让我们来看看马原怎样做他的展望、介绍和描述吧。如果说在《姑娘寨》里以马老师面目出现的马原是一个向导，引导你进入小说的大观园，那么他的引导不如说是有意无意的“误导”，让你走进“小径分叉的花园”。小说大致说来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讲述主人公马老师在姑娘寨隐居时，碰到的各种奇异故事，另一部分讲述哈尼族人的英雄故事与历史传说。这其中有虚公、李亚伟、默默等真实存在的人物，也的确是他们引领马原来到了西双版纳。与此同时，马原穿插写马老师遇到了帕亚马、别样吾等人物，这些人物像是通灵的，能连通真实与虚幻。由此，小说给我们感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们不知道自己最终会被引到什么方向。也因此，更像搞清楚究竟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

但对马原来说，并不存在什么真假、虚实的分别。因为没有了分别，对于我们大多数习惯用理性看世界的人来说，《姑娘寨》里呈现的一些景象，无不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比如小说里，老祭司尊盘风为猴子举行送葬大典，一把金勺子救了哈尼族人。又比如，当小说里的马老师再次去找帕亚马的时候，一头叫黑象的小松鼠来给他带路，它不仅知道你要去哪，你要做什么，它还可口就说“不是去找帕亚马吗？”在马原看来，这其实没什么神秘的，我们认为神秘，是因为我们忘了，我们人以为的所谓其他生物，和我们其实处在同一个时空。他们有他们的沟通方式，也有和人可以相通的语言系统。他说：“所有童话里，孩子都能跟动物对话，大人却不能。为什么？因为孩子没被知识污染之前，就有和万物通灵的天性，但知识把这些天性淹没了。自然主义者持的就是众生的理念，他们希望看到人与其他动物对话。我不过在小说里把愿望当成了现实。”

马原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首先在小说语言上践行了众生的理念。比如马老师在第一眼看到帕亚马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马。他又写道，帕亚马告诉他，他就是马，一匹叫帕亚马的马。然后马老师形容自己是“一头五十八岁的老虎”。这就是说，马原没有把人当成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类别。在他眼里，人和动物在我是平等的。最近一些年，马原写东西总是要谈众生。他说：“过去是众生支撑这片天，但现在我发现已经没有了众生，我们把众生的概念消灭了。人类仅仅用4000年时间，就消灭了地球上所有陆路大动物。你想想，现在除了我们之外，我们这个种群还有伙伴吗？完全没有伙伴，任何伙伴都没有，人类的伙伴都是人类的敌人，像老鼠、蟑螂、蚂蚁，还有苍蝇、蚊子之类都是。都市里蚊子都越来越少了，人类用污染的方式就能把蚊子的立足之地摧毁了。”

在《姑娘寨》里，马原对此做了一点回溯。他说，以前南糯山上满山都是猴子，几十年前还有，但现在猴子也不见了。“我来这儿以后，曾经给党校的学员讲课，来的都是周边乡镇的干部。我对他们说，美丽的西双版纳，在我的概念里，是动植物王国，但我来了这里几年，几乎没见到什么野生动物。你们告诉我哪里能看到猴子、熊之类的动物，我就去哪里访问，听到的回答是早就没有了。”所以，在《姑娘寨》里，马原有一个没去正面讨论的话题，就是我们已经和众生分离了。“你想，现在大象也就三万头，角马算是很大的种群了，也就只剩三百万到七百万头，就算以上限七百万头算，和最大的种群，人类的种群七十一亿相比是一个怎样的差距？细想一下，这是多可怕的事情。更何况，这些动物基本上都生活在保护区，要没有自然主义哲学家、政治家倡导对他们进行保护，角马不用一周就可以在地球上消失。所以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大象、角马等等，是人类花了巨资去保留下来的，这个事实非常残酷。”

从这个意义上讲，《姑娘寨》写到，祭司尊盘风都活到高龄了，也没碰到寨子里死过人，这就意味着他继承的葬礼文化没机会传承给下一代。最后没得选择，他给恰巧死去的猴子搞了个“逆天的猴王葬礼”，结果很不美妙，引来了瘟疫，“从新年的第一天一直到当年的最后一天，总共有六百七十六个人的生命被带走，最多的一天走了七个人！”，按马原自己的说法，这个章节隐含了他对进化论的质疑，但也不能说就没有别的隐喻性的意义。这个意义或许就在于，人类固然可以为达成目的使用一些手段。但要是所做的是“逆天”之举，难免会遭到报应。

当然，即使《姑娘寨》包含了这样的寓意，也不能说它就是理念小说。近些年，马原的小说，诸如《纠缠》等，的确有理念的痕迹。但以马原自己的说法，《纠缠》虽然是一部绝对形而上的小说，但你刚进入阅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挺形而下的，无非是读着读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上了一个电梯，就到了形而上的境界了。要这么看，在艺术追求上直逼卡夫卡作品的《纠缠》，并不是理念小说，它虽然有一个核心理念，但展开的过程是非常具体的。而《姑娘寨》要说有什么核心，无非是神、鬼、人的主题。马原自言，自从1982年去西藏以后，他就明白自己的写作一辈子都离不开神、鬼、人。他的题材、兴趣、方法论、价值观，包括他这一生写作的关注点、角度、重心，在那时就都完成了。要是对照一般的理解，所谓先锋，本质上就是要求作家不断给自己设置写作的难度，让自己有变化和突破。作为一个中国先锋文学的“开山祖师”的马原这番话确乎有颠覆性。

但换个角度看，我们或许可以说，马原的写作，为所谓的先锋提供了另一种经验。在马原看来，写作的奥妙就在于，它不单是经验的，还是超验的。而且，好的写作一定是超验的。他承认自己的写作，一直以来都没太多变化，承认的前提在于，他认为要有非常大的改变，说明一个人的写作还在不断进化、演变的过程里，还未完成。所以，当有人说他写《纠缠》等小说，开始回归现实主义。马原辩解说，其实他那些核心的东西依然没什么变化。马原还是以前那个马原。

马原确乎把某些先锋性一直贯穿了下来。比如，对故事的理解。很多曾经的先锋作家后来都回到了讲故事的路子。但马原依然故我，他声明，《姑娘寨》不讲故事。实际的情况是，任何一部小说里，都不可能没有故事，无非是有讲的故事性强不强的区别。《姑娘寨》的确讲了很多故事，但在马原看来，故事只是一个小概念，它要有头有尾有情节。“我说没有故事，是因为我的小说，不是靠情节来维系、推动，我用一套更复杂的方法，去完成叙事。我的故事都在我的叙述里。所以，我提供给读者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马原讲的所有的故事，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也没什么奇怪，马原的“叙述圈套”确乎是不易模仿的。

（ 傅小平: 专栏作家，首席评论员，《文学报》资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