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来讲，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就是他对时代生活的认识观，或者说时代观。我们总讲生活大于虚构，想象大于小说这样的话，这是肯定的，关键在于，小说家在时代生活中看到了什么，认识到了什么。认识这个时代，何其容易又何其之难。每天，我们打开微信，各种消息扑面而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些消息都零零碎碎地塞给了我们。这种微信时代观带来了我们在认识上的局限。因为我们在认识这些巨大的信息过程中，基本上都是以点击浏览的方式进行的，获得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样的认识不叫认识，充其量只能说是知道，因为主体没有经过主动地去搜集客体知识的行为，我们没有办法给出某种意义。我想，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无论写的是什么题材，什么风格的作品，其最终都是指向意义的。意义经由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思考，通过作家独特的写作风格呈现出来。

我有一些媒体的朋友，他们知道我写小说，会时常来给我提供一些素材，很多时候，社会新闻版的稿子是以死亡人数的多少来定头条二条的，他们认为这是“猛料”。但对于他们提供的猛料，我基本上没用过。我想，除非我沿着这些线索深入去采访、去做大量的功课，去认识整个事件，那么我才有可能写出一个故事来。故事是一个有意义的结构，其最终指向的是意义。我们这一拨70后的作家，总是被人诟病，说我们喜欢写日常生活，我们的作品缺乏时代意识、历史意识，是一些无意义写作。我觉得，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没有办法逃脱时代的光照，选择迂回包抄的方式来呈现，甚至刻意隐去时代背景，我们也能从作品中读到他的时代观。写日常生活并不等同于规避意义。

举个例子，在我的老家，有一个地方，从我有记忆开始就被人们叫作“牌坊”，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根本没有竖过一个牌坊，就连旧建筑的痕迹也不存在，但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还是叫“牌坊”。去年那里新开的一家烤翅店就叫“牌坊烤翅店”，我的小侄女跑过来问我，为什么叫牌坊烤翅店？后来我就去找老家的地方志来读，读到了它以此命名的真实原因。我想说的是，那些看似重复、经验、模式化的日常生活，以及作家笔下那些浓密的日常生活场景，都显现着其不可剥离的文化属性，而文化就是历史的另一种存在，这些历史与当下的生活一直发生联系，并通过作家的主体感受和表达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老家巷口的那个“牌坊烤翅店”，即使到现在，我们那里的人也并没有因为从没看到过“牌坊”而修改了这个叫法。对于历史，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那些重大的事件和意义，还有那些看不见的留存，割不断的传承，以及如影相随的命运，只是我们总是会忘记问：“这个地方为什么叫牌坊”？这样的询问引领我们纷纷寻找自己路径进入历史。对于我来说，用自己的讲述，写出那个不曾看到过的“牌坊”，而不再依靠父辈的转述，更为重要的是，用自己的感受，继续写出生活在这个无形“牌坊”下，人们的悲欢离合以及岁月更迭，这是我所认定的日常生活里的“历史”。

前一段时间，我和鲁院的郭艳老师做了一个小对话，她提到了中国当下乡土女性进入了“后刘巧珍时代”。因为这个话题，我重新把路遥的《人生》拿出来读。读了之后，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太可能会去写这样一个刘巧珍。如果刘巧珍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乡土女性，那么在她身上所体现的勇敢，除了来自于她对传统的反抗和爱情的执着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她对文化的信仰。高加林在刘巧珍眼里，就象征着文明、文化。因此，刘巧珍的悲剧，是有着英雄意味的。而在“后刘巧珍时代”，多数的进城女性，让她们勇敢进城的动力除了来自于摆脱乡村绝望的生活享受繁华的物质生活之外，最重要的是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这是本质上的区别，也是时代变迁的一种反射。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写这些“后刘巧珍”们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了一系列乡土女性的命运和遭遇，然而，这些作品似乎都遵循了一个套路，即乡村女性被城市欲望“摧毁”的方式--几乎都伴随着肉体的伤害而来，她们就像城市里那些向下生长的枝条，茂盛地坠落。这种极致的表现套路，看上去似乎更能体现命运，但我认为，这不应该是全部，也不能代表这个时代中“后刘巧珍”们的普遍状态。事实上，“后刘巧珍时代”的这些女性，除了在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之外，她们已经参与到这个城市的建设中来，并且形成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经常听到评论家夸一部作品，好就好在它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我觉得更好的作品，在于它反映了时代变迁下的人的命运，这个命运包括，时代的命运也就是外部命运对人的命运也就是内部命运的影响，外部命运和内部命运有着匀称的节奏、呼吸，内外形成小说的复调，书写出作家对个人的也是对时代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