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里愿意谈几句小说的，往往捧《水浒》而贬《三国》，而且认为《水浒》不是略胜一筹，是高着几个档次。

　　何以如此，可能和三国故事的两个传统有关。

　　一是史传。这个传统里的故事讲述人，一般有点文化，但也不会太高。大体上，把《三国演义》改成现在最常见的样子的毛纶、毛宗岗父子，代表这个群体的较高水平，而下限大概就是鲁迅《风波》里赵四爷的样子，“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

　　这类人的特点，一是把宣传“仁义礼智信”这类传统价值观，当作小说很重要的功能和义务。二是特别信服正史的记录，会尽量往上靠，不大喜欢胡乱发挥。但说他们更关注历史，那倒也不见得。只是他们既然有且仅有一点读写能力，便很以这种本事为自豪，所以能够接近正史，乃是有文化的证明，至于正史本身也可能会错，他们就不关心了。

　　另一个是民间传统，如《全相三国志平话》和许多元杂剧，都属于这个传统。这些作品主要面对不能阅读，通过听书看戏来获取信息的受众，价值观和趣味自然也和他们更加接近。所以它更看重的道德是“忠义”：忠不是儒家的忠，而是一种更具体的人身依附关系；义也不是儒家的义，而是通常所说的“江湖义气”。另外就是，他们有火辣辣赤裸裸的富贵欲望。如元杂剧《桃园结义》写关张见刘备“实为贵相”，就请他喝酒，刘备大醉后出现异象：

　　关羽：兄弟，你见么？他侧卧着，面目口中钻出条赤练蛇儿，望他鼻中去了。呀呀呀，眼内钻出来，入他耳中去了。兄弟也，你不知道，这是蛇钻七窍，此人之福，将来必贵也。等他睡醒时，不问年纪大小，拜他为兄，你意下如何？

　　所谓“不问年纪大小，拜他为兄”，这分明是西门庆热结十兄弟的调调了。这个传统的另一个兴奋点，是武力崇拜，所以喜欢写智商硬伤而神勇无比的人物，《说唐》里有李元霸，《残唐五代》里有李存孝，而平话《三国》里，张飞也属这一类，曾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平定了黄巾之乱，至于单挑打得吕布、赵云落荒而逃，那也不在话下。

　　所以历来著名文人，鄙视《三国演义》也就很好理解了。大文豪有的“三观不正”，对正史也没什么敬畏心理，所以《演义》引以为豪的忠于正史，在他们看来反而是小家子气。文豪们的语言修为自然是极高的，对不文不白的半吊子文风，更加瞧不上。总之，《演义》努力追求的东西，都刚好落在他们的鄙视链上，而《水浒》是白话，写江湖，这是用新文体讲述新故事，对文豪们反而有陌生化效果，印象自然好很多。现代有的人就刚好相反，看《三国演义》这种浅易文言，似懂非懂间格外有高大上的感觉。

　　这种重《水浒》轻《三国》的倾向，从明代一直延续到鲁迅、胡适一辈。鲁迅论《三国》，留下了“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样的警句（迅翁喜欢关羽，恰恰是《演义》里离史传最远，而最具民间气味的形象）。胡适对诸葛亮舌战群儒那一段，评价是“令人欲呕”。

　                                                                                                                                                 　    （原载《南方周末》2018.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