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时报》     作者：夏吟      时间：2012年3月27日

　　“昭通文学现象”这一名词在全国已有一定知名度，“昭通作家群”在昭通本土影响到各阶层。但昭通作家群没有提出共同写作纲要，不遵循共同审美规范，作品无明显共同特征，有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对研究昭通作家群的困境和局限增加了难度。本文不针对昭通作家群个别作家的写作困境与局限进行研究，而旨在提出在昭通作家群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从昭通作家群的优势中看局限

　　事物发展是辩证的，事物的优势和劣势会互相转化，一个作家群的优势通常也有它不利的一面，文学创作中作为优势的因素，如果发挥过头，也就会转化为局限。我们先从昭通作家群的六个被强调的优势中寻找局限。

　　（一）、昭通作家群人数众多。媒体经常报道昭通有上千名作家。夸张的甚至说“昭通从事业余写作的人竟然有七千多人”，被网友戏称“昭通有文学水军七千人”。如果昭通真有上千名作家，我们将看到作家多于作品的怪现象。另外，有必要把文学爱好者、文学写作者和作家进行区分，一个人爱好文学和他能不能从事文学创作是两码事，一个文学写作者要成为真正的作家也有相当长的距离。调查表明：昭通的文学写作群体是不固定也不整齐的，许多写作者写作能力长期停留在文学爱好者水平上，多数人仅仅是在中学或大学时关注过文学。含退休和部分不在昭通的昭通作家，昭通作家群现有中国作协会员15名，有云南省作协会员49人。昭通本土现有中国作协会员7人，昭通市作协有会员102名，昭通市作协长期联系的写作者有300多人，昭通本土已在省级及以上文学刊物上发过作品的不超过一百人。  

　　昭通已取得的文学成绩，更多地和作家个人的努力相关，和群体无关，不能像在战场上取得胜利那样总是集体庆功。昭通文学的发展和突破，不能停留在全民写作的提倡中，也不能过于鼓励那些用了很多时间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但成绩不佳的写作者。文学创作是个体劳动，而不是群体劳动，上千人数的作家群是悖离文学规律的。昭通文学的发展需要挤去“数量”泡沫，而不是进一步去发酵这个“数量”泡沫，昭通作家群必须形成一股中坚力量，“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以一当千”。

　　（二）、昭通作家群创作量大。去年云南多家媒体报道“昭通作家创作的作品，连续五年在云南独占鳌头，在全国重点刊物发表的作品，占云南作家在全国重点刊物发表作品的70%以上。”“昭通作家在全国重点刊物发表的作品不断增长……”根据云南省作协办《文学界》2011年第4期“2010年云南作家在全国重点刊物发表作品篇目”，全省总数为98件，现在还在昭通本土的作家的作品仅有4件，占不到5%，加上已调到昆明的昭通作家作品一共15件，也占不到15%。

　　随着昭通各县区文联成立，昭通本土的民间文学社团仅有星火文学社还在活跃，昭通“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内部刊物刊发的多，用昭通作家自己的话说：是种在自留地里的庄稼多。昭通作家个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难以和京津广江浙沪等发达地区作家相比。昭通作家作品目前还没有在全国有持久影响力的作品，昭通作家作品与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品相比，距离很大。在全国平台的读书界 “昭通作家作品”没有一部受到普遍关注。

　　（三）、昭通作家作品充满底层关怀。在“昭通作家群以底层作家为主”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昭通作家作品取材单调，看到昭通作家群整体上文化底蕴浅、知识结构不完备。昭通农民作家多数是初中毕业，昭通进了城的作家中大中专生占70%以上，本科生占少数且多数已调离了昭通，在昭通作家群中找一个懂外语的作家很难。虽文凭、学历不能证明作家创作水平的高低，但写作是和文化密切相关的工作，文学也是社会史、文化史、人类史、心灵史，而昭通多数作家没有广泛的阅读基础，对中外文学史、文艺学、美学、哲学、语言学常识缺乏基本了解，对一些必要的文学写作方法闻所未闻，以昭通地域为书写对象的昭通作家，对昭通历史和云南历史缺乏整体认知，都已极大地限制了作家们的发展。

　　小地方的写作者不能在视野上把自己定位在“底层”上，要在作品中表现出大气象大情怀大关怀来。一批底层小说作者长期以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天敏的作品为写作模本，导致出现大批模式化复制性作品。去年昭通市文联改稿会上，我们在收上来的诗稿和诗集中发现，雷平阳、樊忠慰、陈衍强和夏吟的作品都有昭通本地诗人成本、整首、整段和整句的平移到自己的诗集和作品中，这种昭通作家作品自我重复和集体重复的倾向，使得昭通文学“井喷”在重复上，不是创新上，给这个作家群带来了致命遗憾。

　　（四）、强调一些昭通作家是“天才”。昭通作家群过于吹嘘一些作家是天才，昭通确有一些作品充满生活的原生态感悟，但作者忽略了扎实的阅读准备、过硬的写作技巧训练和长期的勤奋写作，靠所谓的“天才”写作，写作仅局限于个人经验层面，挖过个人体验的三板斧后，就没有下文了，不少写作者在文坛昙花一现，难以在漫长、壮烈而神圣的文学长跑中坚守。   

　　（五）、昭通作家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强调“昭通作家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也暴露了昭通文学表现手法单一单薄，一些作家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写作观念和写作方法上。写作形式的重要性没有得到昭通作家的足够重视，一些昭通作家对国内外的重要写作流派和技法缺乏必要了解，他们写作时用所谓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作为主要方法，不是一种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根本就不知道有其他写作方法，根本就没有能力使用其他方法，或者至少没有考虑过“对写作方法”加以主动选择。

　　（六）、强调从昭通走出了大批作家。从昭通本土确实走出了一批作家，但也要看到少数离开昭通的作家激情缺失，难以持续寻找到新的文学写作兴奋点。少数到了大城市后的作家，生活空间、生存位移的改变，他们原来和生活贴近的一面被悬空，而都市文化生活却难以让他们的激情思维再次被点燃，面对生活，他们不是生出了更多的触角，而是原来的触角也消失了，离开昭通的少数作家失去昭通的地气滋养，和大地隔膜，和民间疾苦隔膜，生活源泉枯竭，写作目的模糊。

　　二、昭通作家用昭通方言写作的问题

　　昭通方言植根于昭通的历史文化，和“昭通人”的灵魂紧密联系，孙世祥、黄代本、杨昭等作家用昭通方言进行写作，口语和方言的运用，和表达作家的生命感受有直接关系，他们的作品使用大量方言土语，保留了民间语言的原汁原味。方言的使用更贴近人物生存生活现实状况，使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有个性，人物性格活灵活现，小说富有地方情调，《神史》《日蚀》《推事》等作品，昭通地域特点突出。但昭通作家对昭通方言的使用也出现了问题。

　　（一）、作家对方言进行粗鄙化处理，语言美感缺失。少数昭通作者把运用昭通方言，等同于使用脏话和下流话。把运用方言或用口语写作，简单理解和处理为文本中增加脏话，把方言和口语彻底庸俗化。少数作者认为脏话连篇，“国骂”不绝，就是生活真实。这一问题，《滇池》和《边疆文学》审读过昭通作家稿件的编辑多有反映，部分昭通作家“对脏话过多”的解释就是自己在用昭通方言写作。

　　这些脏话并不是昭通话特有的，许多昭通作家在作品中使用的脏话，甚至也不是原生态的口语，而是书面语，只不过是不干净的书面语而已。这些文本中除了单调的张口一个x闭口一个x的脏话罗列以外，其他文字都没有昭通方言的原生态痕迹，缺乏表现人民智慧和机趣的语言，这些作品过度使用脏话下流话，反而遮蔽了昭通方言用词造句简洁优美、表达形象精准，语法古韵悠悠，语势意蕴深长的特点。

　　（二）、作家对昭通方言缺乏研究，错误书写昭通方言。许多使用昭通方言进行写作的作家，没有功夫对昭通方言进行认真研究、确认和查证，他们不查阅方言词典，甚至姜亮夫先生的《昭通方言疏证》他们也不愿意读一读，而是喜欢随便找个同音字来顶替，导致昭通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昭通方言书写错误。

　　正确书写的昭通方言，很有嚼头，很有意味，甚至很有诗意，原生态的昭通方言，还保留了许多“之乎者也”的文言句式。可是被一些作家进行粗糙的书写和庸俗的改写，昭通方言古雅而有韵味的一面荡然无存，昭通方言富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被丢失，昭通方言富含的生活情趣无影无踪了，昭通话被低俗化了。如何对昭通方言词汇进行准确书面表达，需要昭通作家和语言专家好好研究昭通方言的来源、传承和使用环境，再认真落实为书面语言。

　　三、文学功利化对昭通作家群的危害

　　和全国文坛冷风吹拂形成对比，昭通本土对文学的热度持续上涨，昭通作家对从事文学工作所得的物质酬劳与作家付出劳动不成正比，有一定思想准备。但文学的其他功利性对昭通作家影响就较大。

　　（一）、部分昭通作者把文学写作当成改变命运的跳板。初中学历的麦芒从失学少年到流浪者到摄影个体户，后因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被昭通地区行署人事局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的陈衍强，因有写作特长，被一路破格任用，现已是彝良县文联主席；因写作从无业人士成为拿国家工资的地方文化名人，由普通乡村教师变成国家公务员，由一般的公务员到县委县政府的中心机构工作，从昭通调到昆明；文学帮助写作者找到了饭碗或提升了饭碗的事，在昭通能找到许多实例。

　　但文学追求，不能停留在功利层次，甚至也不能停留在职业层次，文学包含了人类最高层次的心灵追求自我实现。而“以文学作为改变命运的方式”的写作目的，导致昭通作家群看重收获而忘了责任，追求功利而忘了理想，使得昭通作家中有才华兼有毅力的人少，削弱了昭通作家群终极的文学追求。

　　（二）、权利侵蚀了昭通文学。少数非文学圈人士用搞政治的方式对待昭通文学现象，外部关注昭通作家群的部分人关注的是有“官衔”或得了“大奖”的作家，让这个严肃文学群体的文学力量削弱。一些作家在自身身份认可上，主要身份是官员，作家只是一个带有光环性质的点缀，写作只是他们有时的爱好。少数作家陷入了又想当作家，又想当官，又想捞钱的多面性中，陷入怕官、捧官、想做官的习惯中，热衷于功名交际、吹嘘拍马，精力耗费在官场上，难以获取平静的写作心境。

　　少数作家存在眼界上的地域限制、现实中的地域纠结和生活中的人际困境，难以发现自己，没有能量升华自己，没有勇气重塑自己，在小地域坐井观天，满足于做小城名人，写一些只有免费发给昭通人才有部分昭通人看的作品。少数作家怕寂寞怕被冷落，又被领导欲功利心左右，对新人发在有影响力刊物上的作品，从不阅读，但又冷言冷语，自己基本上不写文学作品了，但不放过任何一次“访谈”，抓住一切机会“自吹”，在酒桌上自我神话，在小山头称大王，在小圈子抢座次，而自己的大作品只停留在口头上。

　　（三）、昭通作家比较关心得奖，不关心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荣誉对人的心理考验巨大，昭通文学陷入了“得奖焦虑症”。避开文学奖“利益链”普遍性话题不谈。昭通反复强调作家得奖，连民间奖、地方奖、商业奖也强调。昭通对文学“得奖”太“认真”了，一些人甚至给昭通作家提出要拿下“茅盾文学奖”的任务。少数作者多次甘于“被骗”出钱去参加所谓“国际文学大奖”，拿着证书到报社建议记者报道。

　　文学影响是一个自然而缓慢的生长过程，获奖只是增加影响力的一个因素，历史和时间的检验才是公正的，读者的评价和作品自身的文学价值，应得到作家足够的重视。

　　（四）、正常的文学批评严重缺失影响昭通作家群成长。一个作家群的进步上升永远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作家和作品的地位要在批评再批评中才能确立。昭通作家群在起步和突破阶段，当时还不是作家的作者们常常互相交换作品，在互相批评中共同提高，还有宋家宏、李骞、傅泽刚、黄玲、周天忠等有理论水平的评论家对大家的作品进行跟踪批评。但在昭通作家中有了“名家”后，内部相互评点却已很少见了，勇于指出作品问题的相互评论自我批评几乎消失，昭通文学圈中评论家队伍也在缩小，外部有影响力的评论家较少对昭通文学进行研究，许多全国知名的评论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作家群的存在。

　　昭通作家群缺少批评风气，容不下正常的批评。一些作家过度渴求掌声和鲜花，习惯互相吹嘘，沉迷于歌功颂德。媒体的过度表扬炒作，作家对超级好话的追求，增加了有学术含量的批评进入昭通文学研究的难度。学术界对昭通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论文非常稀少，批评的缺失已成为昭通作家群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