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

1987年底，宗璞先生在为《野葫芦引》开篇之卷《南渡记》写后记时，提得最多的两个字是“挣扎”，在病余、事余、业余中写作，只为立下这部长篇之志。此志延续三十年，终得圆满。

事实上在开始创作第二部《东藏记》后不久，宗璞先生因为视网膜脱落，几乎无法看东西，这些年只能通过口述请人记录，然后再让记录人读给她听，一点一点写下和修改作品。宗璞先生自觉聚沙成塔：“我就像一只很小的蚂蚁，认真努力地在搬沙，衔一粒，再衔一粒，终于堆起一座小沙丘。”

《南渡记》写完，她的父亲冯友兰先生与世长辞，《东藏记》写完，她的先生蔡仲德先生也过世了，开始写《北归记》，宗璞先生坦言能否完稿要看老天赐予的寿数……但恰恰是这三十年来的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终于酿成了野葫芦中的一瓢汁液。

“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

在这三十年里，书中人物仿佛也经历了半个甲子循环，有的人如澹台玮已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有的人如嵋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他们与宗璞先生似乎许下了一个三十年的约定，一同述说这个古老民族抵御外辱、自强自立的故事。时光的流逝，生老病死的考验，都无法动摇宗璞先生的决心，“写小说，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过去的事情，要把它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

在《野葫芦引》中，宗璞先生记录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壮志与风骨，比如孟樾老先生的那句“站着也要上课，在昆明我们在坟地里都上课，在炸弹坑里也上课”让人印象深刻，在宗璞先生的心中与笔下，知识分子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也必须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北归记》是宗璞先生进入耄耋之年才提笔的创作，却充满了一种迎接新气象和新时代的青春气息，这气息既是因为一代人老去的同时，另一代人已然长大的代际传承，更是因为这个古老民族浴火重生后勃发的那种激情和力量。

“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曾经的挣扎与困苦，如今却渐渐消散，病余、事余、业余的“三余作家”，现在加上了运动之余、和老之余，成了“五余居士”。即使有时生病住院，宗璞先生仍然每天开开心心，而心中创作的火焰，更是经久不息。

当年取名《野葫芦引》，是因为作品有着“史”的性质，而宗璞先生把历史和人生就看做一个“野葫芦”，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而未知的东西，作家也只是为读者奉上引子，至于“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由读者自己探求。在完成《野葫芦引》四卷之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鲐背之年的宗璞先生将开始一段新的历程，“生活在继续，我也必须继续，希望上天留给我足够的时间，完成这个继续。”宗璞先生在《北归记》后记中写道，“请看下一部《接引葫芦》。”

宗璞先生得大瓠之种，多有五石成果，有的缚腰以为大樽，浮于文学之江湖，有的痴心装入宇宙，为读者所引……秃笔相守，此情绵绵永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