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周燕芬教授的文学硕士张蕾，她阅读了我全部的小说和诗，并有大量的笔记，思考和质问。下边是我对部分问题的所谓的回答。

有关几个外国作家

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给我最深刻的阅读感受是神性与人性的对抗，不管是面对战争，面对爱情，还是面对一次在我们这里不会被认为是犯罪的犯罪。他对制度的攻击并不止于攻击制度，更在于人的救赎。我把这称之为伟大的托尔斯泰之美。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里，时间和空间都是可以回旋的。历史不但是骨感的也是奇幻的，现实不但是实在的也是传奇的，事件中的人性或因人性而发生的事件，不但是复杂的，甚至是残酷的，也是童稚般天真的，以至于让我感到伟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个智慧老成而又永远不会长大的稚童。当然，我这里说的主要是他的《百年孤独》。

契诃夫：我说过，契诃夫是我阅读到的最具智慧的小说家，就因为他的智慧，我在他的《小公务员之死》里读到了他微笑着的自嘲，在《苦恼》里读到了他有泪却不让流出眼眶的人性之美，在《瞌睡》里读到了他因为很难说是简单还是单纯而导致的残酷，在《万卡》里我读到了对不幸的饱含诗意的温情表达。我当然也没有忘记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的小说艺术处处都有我们常说的戏剧性，而他的戏剧也告诉我们所谓的戏剧性不一定是剑拔弩张的，也许是隐藏在平淡无奇里。其冲击力往往在平常的“小处”。在平常的“小处”里发现戏剧，是契诃夫艺术智慧的组成部分。一段对话，也可能具有强烈的戏剧性。

他的语言也是诗性的，读几行《草原》中的场景描写就会有强烈的感受。

在他的每一行文字里都能感受到他对人的关怀。

《瞌睡》里一个小女孩因为太过瞌睡而掐死了主人的孩子，人命关天的事件，契诃夫却把更为残酷的“后来” 减省了。他当然不是没有能力写好这个“后来”，而是他知道一味的晾晒残酷，不但不是一种智慧，还有可能是一种愚蠢。

契诃夫的小说是朴素的，也是具有现代性的。

海明威：对海明威我曾说到他的简洁。海明威的简洁不止于语言，更在于他的“冰山理论”，他把“冰山”安置在了深水之中，这样的安置也是海明威的简洁。还有，海明威对“场景”的重视，让他省去了没有必要的叙述语言。除了简洁之外，还有他故事和人物的力度。这在他的《杀人者》，尤其在《老人与海》里都有不同凡响的表达。

有关几个关键词

自然主义：在我看来，没有绝对自然主义的艺术，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形式都无法复制和还原我们所谓的“生活”，即使照相也无法做到，把自然主义作为一种艺术倾向，可以是一种说法，对艺术创作的意义到底有多大，我很怀疑。对艺术研究应该有其价值吧，比如，把它作为一个艺术流派。

浪漫主义：我的小说应该与文艺批评中所谓的浪漫主义无关。所谓的诗性表达是对无奈，压力，变形的诗意化解构。当然，也可以把这种解构称之为“中国式浪漫”，一种变形或畸形的浪漫。这样的“浪漫”，是人性面对不应该承受而又不得不承受压力时的自然反应。当压力强过物体的受压力时，物体就会变形，长期受压而不死，就会导致精神变形，心理扭曲，言行不一……习惯这种强压下的生存，就会习惯压力导致的变形，视非常为正常，视邪性为正当。我们也把这样的对压力的解构称之为“变通”。文化心理和精神建构成形，就是所谓的“性格”。我们如果没有对这种超强压力的解构力和这样的民族性格，这个民族恐怕早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样的解构，有其弹性。这样的弹性也许是诗性的一种。荒诞的，反讽的诗性。

我小说中有很多是这样的人物。如果我的作品里还有所谓中国叙事，所谓的性格塑造的话，也都在这些人物形象里。

形容词：形容词有装饰性，不可靠，会影响表达的精确。我宁可用一样东西和另一样东西比拟，也尽可能不用形容词。比拟会让阅读产生联想，调动阅读者的经验资源，如果使用得当，就不但会有表达的精确，也会让精确的表达具有辐射性，让阅读有一种“会心”感的。

对于表达的精确和生动，我首先看重的是独到的发现，然后是对发现的个性化表达。

文学思潮：我没有想过我的写作和任何文学思潮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也没有企图让我的写作和任何一个文学思潮挂钩，搭思潮之车。文学创作不是搭车游戏。

叙写人世的文学都可以和“寻根”有关。文化心理和精神建构，有其文化根系的因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文学都有寻根的元素。

阴暗面：在我的创作实践中，我更关注的是根性，而不是所谓的人性的阴暗面。以色彩做个比喻，让各种各样的色彩在轮盘上旋转，旋转出的色彩是灰色。人和世界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甚至旋转的，显出灰色就是自然的。单一的绚丽一定是人为的、遮蔽真相的造假。颂歌大都是绚烂的，亮丽的，都有对真相的遮蔽。一味颂圣的文学则把这样的文学无耻地推到了极致。

这让我想起了惠特曼。如果非要我在我阅读的视域里拣选出一位最伟大的抒情诗人，我会选择惠特曼。他的《草叶集》从十几首诗写到用汉语翻译过来的厚厚的两大本，里面几乎每一首都是赞美诗、颂诗。

人类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不仅是地理学的，更是人类新的思想，新的精神，新的美学原则的发现。这些思想、精神和美学原则，此前都有，却是有所保留的。惠特曼则无有保留。在惠特曼，自由、平等、博爱的世界，不是虚妄的桃花源，而是可能的乌托邦。新大陆更是一个象征。惠特曼就是这新大陆无保留的歌者。

也是人性大美的歌者。人性，一个极其抽象的名词，在惠特曼的诗里，不再抽象，是具体的，可感的，可触的。精神，又一个极其抽象的名词，在惠特曼的诗里，是可视的场景、会心的意象。在惠特曼的诗里，每一缕阳光，每一片草叶，都有它们饱满的情感和精神。聚集在这新大陆的每一个人，不分高低与贵贱，富裕与贫穷，健康与残缺，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哪怕是一根头发，都有他们向美向善的欲望。

他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的表达，和他表达的主体是契合的，不做作的。他不撒娇，不发嗲，不伪装，是诚实的，朴素的。他不戴礼帽，不拿手杖，甚至也不愿意用衣服来装饰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所谓的精神贵族。他用他所有的“草叶”，塑造了一个崇高，浪漫的歌者的形象。

他也是新大陆富有诗性语言的创造者之一。好像有神的指点一样，他也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在歌唱中预言了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事实似乎也是这样的。就在那一片地理学意义上的新大陆，人类创建了地球上迄今为止最具生命力，最逼近自由，平等，博爱，逼近美的人类社会——请不要误会，惠特曼的赞美诗是奉献给“新大陆”的，而不是某一个国家。他不是“人权大于主权”的最先的发现者或拥护者，但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他爱的是整个人类，整个世界。

就因为这些，我实在无法把惠特曼的颂诗和我们常见的“颂圣”诗联系在一起，后者不仅是造假，而且是堕落，是无耻。

有关几个关系问题

简单和单纯：应该不是简单，而是单纯。我说过，丰富只可能存在于单纯之中，而不在繁杂之处。写人物的对话，我喜欢简洁，我要做的是，简洁而不失饱满。面对情节，我喜欢单纯，我要做的是，单纯并且丰富。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是我们易犯的错误，尤其在面对大的复杂的叙事的时候。

《史记》与《从两个蛋开始》：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史学巨著，更是文学巨著。就史学来说，它创造了以个人传记的组合来叙写国史的体例。它的宏大，丰富，生动，立体的史学和文学相融合的建构，几千年至今没有续响。体例延续下来了，但叙事之美无人可与其比肩。它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我们很少有《史记》那样成熟经典的文学。

我的《从两个蛋开始》怎么也不能和《史记》相提并论的，它们不在一个层级。当然，我也不会毫无理性的妄自菲薄，我也有我的自信。从一个村庄叙写国史，国民史，用独立的短章组合成一个大的结构，好像与《史记》相似。这很可能是强大的《史记》给我的潜在的影响。不管《史记》的文学成就有多么高，其写作的意向是史，而不是文学创作。《从两个蛋开始》则是自觉的文学创作，叙事的意向在文学，而不是史。它是一个虚构。有人称它为“一个人的编年史”。既然是“一个村庄的编年史”，村庄又是一个国家的村庄，又是这样一个国家的村庄，就自然地和这样一个国家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就像我和我的故乡一样。

审丑与审美：丑和美是相对的两极，如果是丑就无美可言。审丑之审的含义在审视。没有对丑的审视就不可能有对丑的表达，也就没有所谓审丑的艺术。所以，在我看来，审丑之美，美在艺术，说到底还是一种审美。把丑写得真切，生动，精彩，有力，写出丑象所遮蔽或隐蔽着的真相。这是艺术之美，不是丑之美。这才是审丑之美的价值所在。我们看到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几乎都与审丑有关。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具有各自独到的审丑意识。没有审丑，何来批判？没有批判，何处寻美？纯粹审美的文学作品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没有。

对艺术美学来说，美的含义应该不仅是我们经常有的适意与舒心。残酷、孤独、荒诞、变形等等，包括丑与恶，都在其列。

形下与形上：在我看来，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一样，更多的是一种“形下”的传统。很少有对形象的拷问，考量和质问，更多的是对“先验”的忽略，有鬼神也是“形下”的，功利性的。正因为是这样的传统，我们的文学似乎不屑于诸如孤独、边缘、局外、异己以及“乌托邦”的价值和意义。重显示，重日常，重具体，不屑于打通“形下”与“形上”的屏障。不善于在具象中寻找“形上”。所以，我们的文学形象中没有“浮士德”，没有卡夫卡那样的“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