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中的克制是一种美德

    《我循着火光而来》中这些人物的身份乃至他们的故事各异，贯穿其间的是平淡日常中的爱与孤独，目标明确或迷茫的寻找，这样的寻找需要火光来取暖和照亮。

　　十几岁就发表作品，“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少年成名，有过创作上的瓶颈与自我质疑，一直对文学心怀虔敬或者“野心”……对张悦然这样的作家来说，经过若干年人生阅历的积累，完成题材、技巧、姿态上的打磨调整，进而以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茧》来昭示某种蜕变，其实也意味着她的写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前不久出版的小说集《我循着火光而来》，算是她所置身的这个成熟、从容的写作阶段的文本注解。

　　书中收入张悦然这些年刊发在《收获》《鲤》等文学期刊和Mook（杂志书）上的九个中短篇。哪怕篇末没有注明具体写作时间，也可以通过这些作品的叙事方式、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看出作者的变化和成长。越是近作，情节推进越是点到为止，语言趋于简洁，文本背后流动着的情感也相当克制。与其上一部长篇时隔十年问世的《茧》无论从主题还是时间跨度、人物设定、体量等方面都是她从事写作至今最有分量和水准的作品。某种意义上，从《我循着火光而来》这本小说集中则能够阅读到她是如何循着文学之火映照曾经有些模糊但越来越清晰的路径踽踽独行到今天，成为这样胜任驾驭文字和情感的作家。

　　《动物形状的烟火》《湖》《大乔小乔》《浒苔》，这些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命运，故事的缘起甚至戛然而止后可能的走向都不相同，差异一目了然。可是他们的共性客观存在，只不过显得虚无、抽象、不好捉摸。沮丧、疏离、无解，这些听起来很极端的字眼，在那些人物身上以并非惊心动魄反倒是平淡、日常的遭际流露出来。作者笔下的克制令书中好几篇作品都洋溢着淡淡的冷，文字蕴含的温度和文本背后作者的情感嵌在人物内心的幽微起伏与某些细腻的笔触里。《我循着火光而来》这个书名还是有意味的，书中这些人物的身份乃至他们的故事各异，贯穿其间的是平淡日常中的爱与孤独，目标明确或迷茫的寻找，这样的寻找需要火光来取暖和照亮。

　　在采访中，张悦然对于很多问题的回答都表现出她的意料之中，就如同她如今对写作这件事的看法和具体的写作行为的把控一样，内心清醒，力所能及。

    中华读书报：从开始写作至今，你的短篇创作始终没有中断，你对短篇写作抱持着怎样的态度？那么多作家朝着长篇之路而去，短篇在你的写作版图中占有什么位置？

　　张悦然：我是短篇小说的忠实读者，在阅读中领略了很多种短篇小说的美，壮阔的，精巧的，锋利的，温柔的。同时，我也为这种精巧而含蓄的艺术形式着迷，喜欢它所带来的限制和挑战，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实践和实验。这种乐趣随着时间推移并未有丝毫衰减，所以我想我会一直继续短篇小说的创作。

    中华读书报：在《茧》问世前到你上一个长篇出版后那十年，偶尔出现在文学期刊或者《鲤》上的短篇其实是你用文字和这个世界乃至读者们产生关联的重要纽带，现在回过头再看书中的这些篇目，它们是否足够承载你不同时期的情绪和灵感？

　　张悦然：并不足够，它们只展示了很小的一部分。还有一些短篇没有收录进来。时间相隔太久，对旧作变得很挑剔，所以只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是早几年出版这本小说，也许那些旧作还有机会跟读者见面，不过也没觉得有什么遗憾。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把它们写出来的过程，本身带给我快乐。除此之外，当时还在写作长篇，在《茧》之前，有另外一个长篇的雏形，后来没能把它写出来。它至今还揣在我的心里，也许是时间还不到吧。

    中华读书报：其实很多以长篇小说闻名且奠定文坛地位的中外作家都有相当数量和水准的短篇写作，门罗的获奖自然会对短篇小说的话题推波助澜，在你的视野里，比较欣赏的短篇小说作家是谁？理想的短篇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

　　张悦然：我喜欢契诃夫，喜欢门罗，喜欢威廉·特雷弗，喜欢塞林格，喜欢卡佛的一部分。短篇小说是充满限制的文体，但同时也赋予了作家很多自由。并没有一种理想的样态。契诃夫有一个小说叫《美人》，结构相当松散，没有完整的故事，只是讲两次看见美人的感触和思考，有些接近散文，算不上是契诃夫最好的短篇。但是那些感触和思考很动人，非常难忘。

    中华读书报：认真读完书中这九个中短篇之后，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克制”二字。你的语言是克制的，人物的情感流露也是克制的，有的人物和故事哪怕置身在值得大悲大喜的情境中，对话和心理活动也是相对从容的，这是你这些年在短篇写作上的某种追求，还是自然形成的风格？

　　张悦然：克制是一种美德。写作的时候应该避免用抒情和煽情的语言风暴去挟持读者，有时候那也是一种偷懒或者走捷径的方法，试图让读者在阅读中失去思考的能力。早年的写作里，因为能力不济，意识不够，很容易滥用抒情的表达，它们当中有一些真挚动人的东西，但也使叙事变得羸弱，其中的张力如同断了又绷起来的弦，反复很多次。现在我会有一种自觉意识，尽可能避免这种中断，让叙事在更平稳的界面上前行。但同时，它也是一种自然发展出来的风格，也许跟对短篇小说的理解发生改变有关，在有限的空间里，要让人物动起来，而不是用情节拖拽着他们往前走。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给他们活动的空间。

    中华读书报：在所谓“克制”之外，你很善于让笔下人物用含蓄的言语、肢体语言或细微变化的表情、一些细节来表达内心的翻涌，这一点在《茧》中已有体现。

　　张悦然：《茧》因为是第一人称叙事，还是有较多的心理描写，而且是长篇，人物的内心世界需要一些直接描写。但是在短篇里，这些可以更多地包含在语言和肢体活动里面。

    中华读书报：记得以前采访你时，你说起过，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太好改编成影视，当然这对文学来说也不重要。不过看到自己的作品以另外的方式呈现，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总归不是坏事。据说《大乔小乔》的影视化进程正在进行中，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你觉得书中还有哪篇作品最适合拍成电影？

　　张悦然：我觉得自己早年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都比较有难度。它们主要是以情绪而不是情节推动的，调子也很灰暗，结尾都是下坠的。《大乔小乔》目前还在寻找合适的编剧。我很想看到《动物形状的烟火》在荧幕上呈现，心怀憧憬的画家和懵懂又心机的小女孩一起走入黑沉沉的地下室，应该挺有意思。但它是个短篇，容量不够，而且结尾同样是下坠的。

    中华读书报：你会在人大文学院课堂上给学生讲小说的写作，讲短篇小说的赏析，这样对写作和阅读的梳理，应该也会反作用到你自己的写作上吧？

　　张悦然：是的，我会因此去重读一些书，做归纳和整理，这是我以前很少去做的。不过，我一直很警惕说和写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演讲、授课、对话要求把近期的思考和从阅读中的所得都使用上，但其实对于小说作者来说，很多收获应该经过沉淀的过程，进入头脑的更深层，它们才会在随后的日子里慢慢进入小说。就好像庄稼，过度收割以后，土地就会变得贫瘠。这是写作者需要警惕的事。但是作为教师，不可避免需要动用你还没有经过沉淀的知识储备。

    中华读书报：从某种意义上，不想以后，现在是不是你从事写作以来最好的阶段？

　　张悦然：应该是吧。写作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多沉积多年的思考和认识，开始变成文字。这个转化的过程更流畅和自然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变得比之前容易了，这多少缓解了一些焦虑。但是对自己还是不甚满意。很多时候，一些琐事分散了太多精力，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太少了。回头去看最近写的东西，总觉得缺少让自己特别激动的东西。所以还是会有一种期待，那就是更大的改变发生在后面。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我循着火光而来》没有写一篇小说之外的文字，前言或者序之类的。

　　张悦然：我本来想写一篇，试了几次，写得都不满意。我想是因为这个短篇集创作时间比较久，创作的心境不是统一的，很难一概而谈。我也不想做总结，只希望它们以参差多样的形态存在。而且整本书都很克制，就让克制保持到最后，作者彻底隐在幕后。

    中华读书报：去年的《茧》和今年的这部小说集，哪怕仅从数量上，也能够感受到你现在写作状态的连贯和稳定。下一部长篇，还会让读者等待十年吗？

　　张悦然：虽然有很多原因，但是《茧》写得太慢是事实，这种慢威胁到了文本的统一性。我想我不能允许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可是长篇创作的乐趣也在于，那些迷失和重新发现。从这个角度说，也不愿意给自己定一个时限。我希望一切顺其自然，享受创作中的乐趣，准备好迎接所有可能发生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