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曾经说过：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汪曾祺的书长期畅销不衰与读者面广阔丰富有着直接的关系，买汪曾祺书的人几乎涵盖当今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同的文化层次和年龄段的读者，在选择别的作家作品那里可能会产生明显的差异，但对于汪曾祺的作品，这种差异迅速缩小甚至不复存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绪，这容易让文化层次高的、年纪大些的读者产生共鸣，这容易理解；可是，年轻的读者也喜欢读汪，当然不是为了怀旧，他们是在读文化，读生活，读人生；至于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也喜欢读汪曾祺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则是他们能从作品中享受生活的真实与情感的真诚。

　　出现在汪曾祺作品中的大多属市民阶层的小人物，作者从小接触他们，熟悉他们，所以写得真实。但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作者从不鄙弃他们，而是真诚地尊重他们。他总是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这才写下了淡泊一生的钓鱼的医生，“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岁寒三友；即使所写的人物身上有可笑之处，但在汪曾祺笔下，这些可笑处也是值得同情的，作者从不持过于尖刻的嘲笑态度。

　　他总是怀悲悯之心看人间百态，以赤诚之心写红尘见闻。他真诚对待笔下的人物，用真诚的态度写作，从来没想过“写”出一个迎合某种宣传需要、进而能获得这样那样大奖的作品和人物，却用心去揭示一个个小人物身上美好的灵魂；他从来没想过通过写作获得什么，只求通过写作获得“非外人所能想象的快乐”。

　　他这样描写自己的写作生活：“凝眸既久（我在构思一篇作品时，我的孩子都说我在翻白眼），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自得其乐》）就为了这，他说：“我愿意悄悄写东西，悄悄发表，不大愿意为人所注意。”（《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只有真正淡泊名利的人，才能拥有这种视写作为快乐、为享受的创作态度。

　　汪曾祺的淡泊，不仅表现于他在认准了的位置上坚守，还表现在他的创作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和赞誉之后，仍然对自己保持清醒的认识。

　　《受戒》问世后好评如潮，他在应《小说选刊》编者之约而写的文章中却这样写道：“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关于〈受戒〉》）没有丝毫的骄矜自得之情，字里行间充溢着的尽是真实、真挚与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