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从读名人到写名人
                                           ——答天津电台记者问（续）

       问：杜老师您好，新书《光环的背后：我与名人》被冯骥才老师评价为是您所有书中最好的一本。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答：大冯对我新书的称赞，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精美的装帧设计和印刷质量有关，的确，这本书体现了三联图书的一貫风格：高雅，大气，有文化味。我个人也觉得这是我迄今出版的七本书中，最好的一本。因为，第一，从发展的角度说，写作，与艺术创作一样，应当是越写越好，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如果越写越差，那就干脆别写了。第二，遇上了一个好的出版社。以前为我出书的出版社也很好，但三联不同。我对三联仰慕忋久，从未奢望能在三联出书。忽然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电子邮件，说我是三联书店的编辑龚黔兰，看过你的《焦点大冯》《独家星闻》《名人还有光环吗》，很喜欢。你手头有没有新的书稿？我们可以商量合作事宜。这个邮件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以前出书，都是我找出版社，这次却是出版社找我，况且又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名社！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我与龚编辑素不相识，她是从哪儿找听到我的邮箱网址的呢？当时，我正在筹划一本新书，书稿和图片均已整理完成，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出版了这本《光环的背后：我与名人》。

      问：很多人认识您是您采写名人故事，您最早是从事哪方面工作？如何走上记者道路的？什么时候开始采写名人？

      答：我的写作生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我在天津工艺美院毕业后留校，先后在设计部、院办和研究室工作，编辑出版过院刊《工业美术》。小时候我比较好静，别的孩子到胡同踢球打蛋去了，我却喜躲在屋里看书，当然是从小人书开始，然后读些中外小说、散文之类，如《林海雪原》《苦菜花》《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集》和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等，当然还有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应当说，我后来写文章主要得益于对散文和美学理论的偏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王朝闻的美学著述，刘白羽的《红玛瑙集》、杨朔的《荔枝蜜》、秦牧的《艺海拾贝》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写作观念和文风。当年最大的理想是当作家。于是开始尝试给报刊投稿。我的“处女作”是1974年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版的影评《潘冬子，革命小英雄》。见报之前，时任天津日报文艺部主任的李夫“召见”了我，对我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表示赞赏。此后，我便成了天津日报的影评作者。1984年，李夫创办今晚报时，将我调入今晚报社，成为一名文化记者。

      我写名人明星，在进入报社之前就开始了。当时，市文联有一本期刊杂志《剧坛》，主编路工是从天津日报文艺部调过去的，她对我比较熟悉，便经常向我约稿。我发表在《剧坛》的第一篇文章是记述三十年代影星严斐的《甘当配角六十年》。以后又写过几篇采访本市知名作曲家、舞台美术家的文章。可以说，这段经历为我在今晚报采访文化名人无意中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有趣的是，我当年最崇拜的名人，在我当记者后竟产生了某种联系。如经王朝闻先生的研究生推荐，我曾数度登门造访，撰写了报告文学《寻美者——记美学家王朝闻》，后被王先生收入《王朝闻学术思想论集》中；1990年前后，我参加了《南方周末》“人物特写征文大赛”，连续两年获得大赛一等奖，而大赛评委会主任便是我所崇拜的散文大家秦牧。

      问：采访这些家喻户晓的名人可以说最难的就是创新，内容太敏感了容易让被访者回避甚至反感，老生常谈又了无新意，读者不爱看。怎样使每篇稿子从选材角度到写作手法上都有一定特色？

      答：大冯曾对我的名人访谈文章有过这样的评价：”应该说，他坚守着一种人物采写的文化风格，这风格就是注重人物刻画，思想开掘以及美文”。我觉得这是大冯对我的过奖，却是我始终追求的境界。的确，人物访谈因篇幅较长，为作者提供了一种深化和延伸主题的可能性，所以不仅要有较高的新闻价值，还要生动鲜活，有可读性，能吸引读者看下去。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力求在新闻写作中适当借鉴文学的手法，注重人物外貌、心理和细节的描写，用简洁流畅生动的语言，营造出一种画面感，现场感，一句话，努力讲好名人的故事。

      如王刚，被称为“和珅专业户”，其实，生活中的他与电视剧中的他是完全不同的，他正真、豪爽，好静，是个完美主义者，更喜欢悲剧而不是喜剧。他嗜酒如命，酒量大得惊人。所以，我采写他的一篇文章就是从他与酒的故事开始的：写他如何与一个日本人小林斗酒，20分钟内，每人一瓶茅台下肚，小林一头扎到桌底，翻了白眼，他则起身哈哈大笑：”瞧，日本人趴下了，中国人还站着呢！“这样一个人，怎能与大奸臣画上等号呢？我想通过这个小故事告诉读者：一个好演员在塑造与自己反差极大的角色时，要付出巨大心血、要有深厚的表演功力做支撑。

      还有电视剧《围城》的编剧沙叶新，采访时他递我一张名片，上面画着沙先生的漫画像，从他口中引出一段独白“我，沙叶新，上海人艺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委员，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都是挂名的。”于是，我的文章就从他的名片写起，一下就凸现了人物个性的幽默、开朗、豁达，让读者有了一个初步印象，然后再写他对钱钟书先生名著的演绎过程。

      有些被访者本身的故事就颇富传奇色彩，这是记者最愿意采写的题材。例如新加坡画家程亚杰先后到日本、前苏联和奥地利求学、奋斗、成名，又因成功为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画像而受邀定居新加坡的经历，起伏跌宕，一波三折，对年轻人很有启发和励志作用，我就用讲故事的形式，写出了《程亚杰：一个艺术“朝圣者”的传奇》。

      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在叙事手法上，我尽量采用多种方式，如白描式、对话式、自述式、新闻背景+对话等，令每篇文章都给人不同的新鲜的感受。

      问：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离不开那些默默无闻的微小力量，除了名人，您对生活当中那些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小人物有兴趣吗？

      答：的确，名人，明星，公众人物，是任何时代和国家普罗大众关注的焦点，但这并不排除我们对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或者说草根阶层的关注。很多时候，做出最惊世骇俗举动、从而也最震撼人们心灵的，恰恰是这些“小人物”。他们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平面和电视媒体上。我相信，如果有机会写他们，我同样会满怀兴趣，满怀激情，写出有声有色的文章。只不过，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长期的文化记者职业限制了我的采写范围。这也是一件无奈的事。

      问：这么多年的一线工作给您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答：到今年十月，我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已整整三十年。三十年来，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在平面媒体发展的黄金时期，用自己手中的笔，忠实记录了新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代表性事件，除了在今晚报上发表外，还结集成书，使读者对名人明星有更深入和系统的了解。如果从感受上说收获，我认为一个人最大幸福是能够将自己的兴趣、爱好、专长与事业、工作、职业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最重要的因素除了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之外，就是机遇了，而遇上一位或几位赏识你的领导，是最大的机遇。

      说到困扰，每个人都有困扰，我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困扰，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和情绪。但我是一个比较宽容和超脱的人，慢慢地找到了一种化解困扰的方式和能力。所以到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困扰能打倒我了。

      问：除了写作您还有哪些兴趣爱好，接下来还有什么规划？

      答：除了写作，我还喜欢绘画、攝影和旅行。绘画是我曾经的专业，摄影是我从年轻时就擅长的，当时，我有一台德国老式像机，能拍6乘9的片子，特别适合拍合影。我自己拍、自己冲洗、放大。没有暗室，就钻到自家床铺底下冲洗胶卷，用自制的印相机印片、显影、定影、用清水浸泡，然后贴在擦净的玻璃上，风干后揭下来，一张张黑白照片便出炉了。直到现在，工艺美院的老校友们收集当年的老照片时，还会找到我。可惜的是，我的大量照片都随着多次搬迁而散失了。

我喜欢旅行，但由于工作较忙，只在因公出差时顺便“旅游”了欧、美、澳一些国家，《驿动的音画》一书中所收入的，就是我在这些国家出差时写下的见闻和思考。所以，我想有时间，一定要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海外之旅，感受斑斓多彩的异域风情，尤其是神往已久的埃及、希腊、印度等文明古国，以及俄罗斯等。

      接下来，我会将精力集中到写书上，目前已有若干个选题，其中包括我即将动手写作的一位艺术家专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