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以讲历史闻名于世，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国史大纲》从字数上算，不是大部头，但不代表不重要。钱先生最厉害的地方是能将含混暧昧、乱麻一团的事情以清晰的脉络梳理出来，有时候他直接给出结论而省去考据与论证的过程，这些地方不代表他未做过考据与论证，但是如果加入繁琐的过程，作为“大纲”类的读物便会变得臃肿不堪。因此看似平实的论述、直接的文字，是其一生读书、观察、思考的精华所在。

　　钱先生的文学课与他的历史课一样，逻辑性非常好，他很会讲道理，也很会举例子。钱先生的文学课以时间为序，结合每个时代的特点，结合每一个历史阶段读书人的风尚与潮流，对中国文学史的作家与作品作了提纲挈领的整理。不论是文学的门外汉，还是研究者，这本书都应该读一读。对于入门者，常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无从选择，这本书是最好的阅读指南。对于研究者，钱先生对历史时代的宏观分析，实在精彩，每一时代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因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感受，进而反映了那一时代的风气与精神，而成为不朽。

　　钱先生对中国历史怀有温情，讲中国文学的时候，他说：“文字要靠有温情，热情与冷情均太过了。”钱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学与作者个人的关系更为紧密，他特别强调中国作家会把自己的生命写进作品，作家的格局、品位、灵魂底色，都会在其作品中呈现。这种呈现非常复杂，并不是以文本的内容来评判，不是说选择写正能量题材的作品，选择写所谓情怀巨作，就代表了写作者是正能量有情怀的人。文学的温度，是要用灵魂来感知，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与先人的生命思考碰撞。

　　怎样的文字才是有温情的好文字呢？钱先生给出他的答案：“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的，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也许有些读者会被钱先生儒者身份误导，认为他是老古董，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这实在是一种偏见。钱先生虽然崇古，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现代人，是在新知识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千万不要担心自己读了钱先生的书后，便会被洗脑。钱先生多论中国历史文化，并不表示他拒绝西方文明，排斥现代常识，这是一定要说明的。在钱先生开课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认为：“文学在今天已到了非创造不可的时代。全世界都已没落了，英美在今日也已没有大文学家出现。”钱先生对听讲诸生有殷切期待，启发鼓励大家去从事创新著作的大方针。如今，这份珍贵的课堂讲义付印成书，相信将有更多有志于文者从中得到鼓励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