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批评界的“野狐禅”

2015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文学课堂”召开《‘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讨论会

  我是批评界的“野狐禅”。一来非科班出身，这在重师承、重学术谱系的批评界，情形实在不妙；二来我身处边地，且供职于和学术研究无半点瓜葛的出版社,属于是边上加边。即便写评论文章，也属野路子。但是在野的状态，让我少了牵绊，多了些无拘无束，这符合我稍许有些狂野的天性。所以野和狂，在我是另辟蹊径，甚至于胆大妄为，也是我所追求的批评状态。 

结缘文学批评

我知道自己的过往。我妈说我，自小就不是盏省油的灯。打架斗殴、抽烟酗酒、追女孩子，无恶不作，虽成绩平平，却最终还是磕磕绊绊地走进了高校，稀里糊涂地成了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今想来，和家乡火塘边那些一块长大的小老弟们相比，也算是上天格外眷顾我吧，一块馅饼砸我头上了。高中期间，看见省城里来的画家，留着女人一样的长发，还喝大酒，于是迷上绘画，学了两年，但在专业课考试前一夜，一群年轻人在街边烧烤摊拼酒放纵，结果专业考试出了差错，羞愧中干脆直接放弃了当年的高考。在望子成龙的父母逼迫下，狼狈地进了高考补习班。天意弄人又可人，当年科考专业分、文化分远远超出本科线的我未被第一志愿录取，却落到一所很差劲的地方院校，让我在那里成全我留长发喝大酒的梦想。

记得开学第一天，我从火车站打车去学校。出租车在飞奔，车外的景象也在变魔术似的越变越荒凉。最后出租车穿过一片田野，停在一扇破败的门口，刚一下车，一群奶牛就悠闲地停在我身旁，若无旁人地拉起了屎。那一刻，绝望情绪涌满我全身每一个细胞。如今回望自己的大学生活，很多事、很多人早已忘却，唯有哪些通宵达旦酗酒作乐仍历历在目。现在，闺女每缠着我画画给她看，我都很尴尬，每次画出来，闺女都嚷着说不像，气得闺女嘟着小嘴巴质问我这大学是怎么上的。大学期间，我觉得日复一日单调无味的基础课程已经无法排遣我内心的失望和孤独，遂转入写诗、写小说，肆无忌惮地发泄着自己青春期的躁动和那些莫名其妙的情绪。学艺不精，但学院艺术家的坏毛病却沾染了不少。现在想来，艺术家对个性的执着，谁都不服的那份傲气，对我做评论，还多少有潜在的影响吧。

2006年夏天，想以一场婚姻来结束自己动荡的生活时，却发现爱情也在风雨飘摇中。那个夏天，为了拯救自己的爱情，我忍着西双版纳烈日的暴晒，然后每日闲坐澜沧江边上的酒吧，独饮求醉。一日无意中闲逛至书店，临走时醉眼朦胧地随便拿了本书。这本书是老村的《吾命如此》。也因为这本随意拿起的书，以及稍后和老村的交往，我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从此开启了我的读书之门，也开启了我搞文学批评的后来。

从版纳回大理后，我蜗居在斗室，除了喝酒、抽烟，就是一遍又一遍地读《吾命如此》。书里的老村，像身边的兄长，如此真切地与我交流着，伴随我度过了生命中最颠簸和绝望的那段日子。《吾命如此》是本自传体随笔。老村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史、个人的艰难的成长史、自己的小说美学以及当今文坛对自己被忽视、被埋没的长篇小说《骚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痛苦。不做作，不美化，老村个人的喜怒哀乐，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面对的不再是一本没血没肉的只有干瘪文字的书。老村给了我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情绪、有对抗、有对文学不屈不挠的执着和探寻。

通过网络，我联系上了老村。此后的日子，在我开始变得不再不堪回首。老村让我明白，眼下那些心灵鸡汤式的抚慰，对人只会产生更大的伤害。人生所有的血泪之苦、血泪之疼，只有用生命去体味和消化，去抗拒和吸取，别无他法。也只有用生命去消化的苦难，才是真正的，有益于人生的。谁都别想去引导谁。每个生命只有自己走过所有的欢快和苦难，才能够称得上是生命的自身。

“70后”“80后”精神上的苦恼，是引导者没有以自己的真实的生命去引导，而只是用一个“壳”去引导的结果。从文学上来说，这个“壳”，是没有生命平实感的。老村教会了我，首先要从精神上打掉自己虚浮的傲气，用生命去面对、体验人生和文学，用个人的真实状态去面对文学问题，最终回过到文学内部。

2007年，漂泊到昆明，在一家很红火的报纸做夜班编辑。2010年6月，我的宝贝女儿降生。恰在此时，因为采访结识刚调任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的刘大伟先生，受他赏识，入职云南人民出版社，开始了朝九晚五的生活，如此，生活、事业才算落地生根。

过去看小说，总喜欢看那些事关青春的风花雪月的故事，那些描写黑社会打打杀杀的作品。闺女出生后，我内心柔软的东西似乎被慢慢地唤醒了，我开始相信爱的温暖，相信光明的存在。阅读的范围从此扩大到较为深刻一些的文学作品，也因此对专制、暴力、现实的不公，更加警惕，阅读时甚至会毫不客气地去写上几句批注。                                                                                   

走上文学批评之路，最直接的缘由，大概是2011年冬，被单位派到清华大学参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学习班。班上结识了青年批评家刘涛。刘涛广博的阅读，深邃的见解，说话时慢悠悠的样子，让我欣悦，也初步领略了文学批评的魅力。我那时像是一个读了点书、对社会现实有所思考，却有点要急于表达的人，一下子找到了出路似的，文学批评能让我将自己的观点假借于文字，痛痛快快地表达一番。

出版、研究两结合

从北京回来后，我也开始试着写起了文学批评。记得几年前，到北京出差，那天喝多了酒，醉熏熏地到了老村家里。见了老村，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对他的感激，恍惚间我说，我要给你的《骚土》写一篇文章，顺便将第二句“我要替你打抱不平”的话咽了下去。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于是乎，我就拿《骚土》开始练手。从此，下班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东西写东西。也逼迫我不得不看更多的书。就这样，边看边写，一篇文章一写就是一年多时间，期间修修改改十几遍，最后，第一篇批评长文《可以无视，不会淹没》于2012年4月终于截稿。盲目地投稿给了几家杂志，杳无音信。后来到长沙参加一个会议。会上结识了时任《名作欣赏》副主编的古红卫先生，稿子才得以在当年《名作欣赏》12期上刊发。这个发稿经历，当即让我感到初入批评之道的艰难。2014年6月，《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到昆明参加昆明文学年会，当得知我在出版社工作时，他直言不讳地说，年轻人除非在高校，有课题经费支撑，要不，凭一己之力，很难在僧多肉少的文学评论刊物上闯出来。他的意思，是表扬我的努力。我听到耳朵里的却是，想入这一行，很难。他说的是事实。

这无异于又给我撺了把火。回到昆明反而一本正经写起来，尽管还是投稿无门。正在经受着投稿无门的苦闷时，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奖。会上，参会者惊呼“80后”批评家在文学评论界的缺席，引起关注云云。当时我想，“80后”批评家的“缺席”，肯定和主流评论刊物没有敞开胸怀接纳他们有关。当然随着之后的研究，知道了发刊物也只是当时“80后”批评家成长中的一道障碍而已，但当时的我却将此看成是最大的障碍。

随着《文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主流媒体对“‘80后’批评家的缺席”的讨论兴起。作为出版人，我当时觉得，若能出版一套反映“80后”批评家的文丛，一定能产生社会影响，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80后”批评家的成长。在刘涛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和组稿，2013年年底，《“8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八本正式出版。第一辑推出了金理、杨庆祥、黄平、何同彬、傅逸尘、徐刚、刘涛等八位的批评文集。2015年出版第二辑，推出李德南、项静、康凌三位的文集。文丛基本代表了“80后”批评家的创作水平，同时也是“80后”批评家首次集中亮相。

青年批评家张元珂在《“80后”评家群形成过程中的“北馆南社”事件》一文中，对文丛给予高度评价。在张元珂看来，“80后”评家群的形成，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机制，另一个就是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80后”批评家文丛》。“北馆南社”分别在北方和南方联手培养、推出“80后”批评家，形成了南北互动态势，使得几年前还处于潜隐状态的“80后”文学群体，快速地浮现于当下文学现场的前沿。 [①] 批评家宋家宏在审读意见中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文丛，对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推进文学批评青年人才队伍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策划者和组织者，在选编“‘80后’批评家文丛”前，我就开始阅读第一批入选者的文章，我觉得这一代年轻批评家的视野、理论功底均都很棒，于是自2013年6月开始，着手做“80后”批评家研究。我当时的想法，一是想通过对同代且是同行的人的研究，来解答我自身在成长中的迷茫；二是向借此回应媒体鼓噪的“80后”难出批评家的起哄，同时也为继续策划“‘80后’批评家文丛”做前期准备；三是想践行自己“做人的批评”“做有心的批评”的理念。

有前辈批评家开玩笑地说，因为我自己是“80后”，所以才对推介“80后”批评家如此上心。其实除了对“80后”批评家进行研究和组织出版文丛外，我也逐步开始了对“70后”批评家、“未来批评家”展开了对话。

2015年，受《边疆文学·文艺评论》之邀请，主持“青年批评家”栏目，开设这个栏目，其主要目的就是研究“70后”批评家的成长、研究方向以及对高校文科教育的理解和反思等，试图厘清这代人的思想来源、今后的发展潜力等。目前，已推出了张莉、房伟、霍俊明、李云雷、刘志荣、刘大先、张元珂、张晓晴等十余位。做“70后”批评家研究，我主要以访谈的形式，而且部分问题设计上有相似性，这样不仅能掌握他们的生活、学习、研究，还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异同，也能为研究界提供第一手鲜活的研究素材。同时，2015年年底开始组织策划《“7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收录谢有顺、霍俊明、张莉、梁鸿、房伟、李丹梦、刘志荣、李云雷的评论文集。

延续对“80后”、“70后”批评家研究的路子，2016年，受《名作欣赏》主编傅书华先生之邀，在《名作欣赏》开设“未来批评家”栏目，展开对“未来批评家”的探讨。“未来批评家”的意思，它不限定年龄，唯才情、学识为第一标准，选取和推介批评者。当然，也暗含我个人对代际的看法——脱“代”成“个”是一个批评者走向成熟的必然。目前，已做完唐诗人、李壮等几位，受业界好评。

因为自己在出版社工作，同时又兼任几家刊物的编委和栏目主持人，所以，我的研究和出版始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陈思和先生一直强调，知识分子一定在出版、教学、创作上三位一体，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陈老师是我敬仰的大学者，虽然和陈老师所言的“三位一体”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这是我努力的方向。另外我觉得多一个批评家或者少一个批评家，对当代文学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若能多几位愿意为文学批评奔走的出版人，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批评出版的小环境，更有利于新人的出场。

   随着“80后”作家、批评家的热炒，近几年来，无论是媒体还是研究界，都喜欢用代际这个概念来归纳、描述一代人，也因此招致部分批评家对代际的批评。虽然我做代际研究，但我觉得，文学只有好坏之别，跟那个年龄的人写没有关系。好的作品，不是简单的年龄能框得住的。但为何我这几年愿意花费时间来研究、策划出版年轻一代批评家的丛书，主要是觉得，像“80后”“70后”这两代批评家，已经不年轻了，但批评家的学术生命周期相对于作家较长一些，目前较为活跃的批评家，依旧是“40后”“50后”“60后”，这形成了一定的批评观念固化，对不同状态文学的隐性遮蔽。

之前我和杨庆祥有一个对话，其中谈到了代际问题。我记得庆祥兄当时说，我为什么反感或者说不喜欢被频繁提到“80后”，是因为那些真正强有力的个人，不是年龄能够框住的，也不是一个概念能够命名的。我对这个概念的拒绝，其实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自我期许，就是我不应该是一个“80后”的批评家，甚至不应该说是中国的批评家，我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真正伟大的作家也是这样，我们现在不说李白是几零年代的吧？我们也不说屈原是几零后，因为他们已经从简单的时间历史中跳出来了。 [②] 当然，我们现在在各种场合提到杨庆祥时，也少有人说杨庆祥是“80后”批评家，在谈论张莉、李云雷、霍俊明等人时，也很少说他们是“70后”批评家，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跳出了简单的以年龄来框定他们的框架中。但问题是，在你个人还没有成为文学与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强力的批评家之前，我们还只能说你是“80后”“70后”。

现在学界、批评界不少人反对以代际来概括、阐释当代写作和批评。放一个更为宽阔的时空里是对的，也许百年之后，那个时代的研究者来谈我们这一百年的文学时，鲁迅和莫言都可能被放在一个维度里讨论，那有什么“50后”“60后”“70后”“80后”这些概念的牵绊。正如李敬泽在谈论“80后”批评家时所说，“80后”批评家的成长，确实要比同年龄的作家成长慢一点，难一些，只是某种程度上讲，需要外力从旁协助，形成话语场地，在场地中尽快成长。 [③] 其实不单“80后”批评家、“70后”批评家也面临一个话语场的问题。我所做的，就是尽自己之力，在出版上形成一个话语场。另外作为这波年轻人中的一员，我乐见同时代人的成长，乐意出来为大家做些具体的工作。

我想，代际问题，随着文学生态的健康发展，随着一代代年轻人的成长，它终将会结束它的历史使命。所以，没有必要对代际话题大动干戈，而我们年轻一代，所努力的，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创作，成为“这一个”，突破代际对我们的框定。

钟情“中国小说”

除了对代际进行研究和组织出版青年批评家的丛书外，近年我对中国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对“中国小说”的理解、阐释，基本上来自老村的《骚土》为我提供的美学经验。可以说，是通过对老村创作实践的理解研究，构成了我对“中国小说”研究的兴趣，甚至也构成了我今天的小说评价方式。

近来揣摩华裔作家哈金谈论中国小说的文章——《什么是伟大的中国小说》，以及由此引起国内一批学者的争议文章，我想，哈金之所以强调“中国小说”这个命题，肯定和他在西方生活多年对整个世界文学的把握有关。只有身处西方语境中，才会真正明白中国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我个人认为，不对“中国小说”进行重新命名，不对“中国小说”的叙述系统作出精要的阐释，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就没有自己的地位。打出旗帜，方能号令天下。所以，我在《“中国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里写道：“中国小说”来自于历代文人的叙述实践，自成体系，不对“中国小说”进行研究，就无法真正评介当代中国小说的地位。同时，不认识到“中国小说”之于世界文学的独特性，也会让中国小说的写作者在膜拜西方的道路上迷失自我；这也导致我们常挂在嘴边上的文化自信变得空洞、虚无。尤其当下，中国文学乏善可陈，到了所谓的“有高原没有高峰”的低迷状态。这个时候，似乎更应该回过头来，认真反思自“五四”以来对于传统的决裂所造成的文化断裂，尤其是对小说写作的伤害。

中国文学在晚清至上世纪三十年代，虽经历了晚清社会动荡、五四的否定传统，但当时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又都是浸泡在传统文化中多年，他们血管里流淌的是传统的血脉，又加之他们大多人都远涉欧美、日本，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在中、西两种优秀文化的养护下，自然能自成一体。中国文学在鲁迅时期、在三十年代，无疑是极其美妙、成就灿烂的。但此后，时局动荡和其他不言自明的原因，这股清新之风中断。八十年代，国门在开，魔幻现实主义等思潮涌入中国，干扰了现实主义的方向。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一度使得中国作家们几乎全军迷失其麾下，逃避现实、逃避现实焦点，竟成为作家们的写作时尚。作家再也没有热情去接触生活，对普通人的生活不感兴趣，正常人的日子在他们的作品中见不到了。但是，伟大的作品，写的都是生活的细节，《红楼梦》也概莫能外。没有俗世的悲欢离合、渔樵闲话，没有普通人的跌荡自喜，哪有什么文学？

像莫言、余华这等最有才情的这批作家，在他们写作精力最好的时期去搞魔幻，去搞故事编织、忽略现实生活的自在天然，实在是天大的损失。夸张、变形、寓言化的描写现实，严重地阻碍了现实主义的发展。文学对生活的关注力度和深度开始下滑。我想，魔幻现实主义并不坏，但它不适合现在的我们，尤其是当下的我们。它消弱了文学批判的力量。那种像三十年代那一批文学人的能震撼人心的作品，越来越少。魔幻现实主义给了不少中国作家编织的武器，却解除了他们对现实思考的武装。阿城在《闲话闲说》中讲新文学时有个很精辟的比喻，他说，“有意思的是喝过新文学之酒而成醉翁的许多人，只喝一种酒，而且酒后脾气很大，说别的酒都是坏酒，新文学酒店只许一家，所谓宗派主义。” [④] 魔幻现实主义以及由此生出的先锋文学，使得许多中国作家沉醉其间，完全忘记了我们传统的这坛老酒，刚喝了几口洋酒便自鸣得意，自以为自己真的懂酒了似的。

自2012年4月撰写《可以无视，但不会淹没》，重新阐释“中国小说”这一概念，2013年10月，写了《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围绕“中国小说”这一概念，进一步思考，提出了“中国好小说”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品质和面貌：一是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二是中国故事、中国意境；三是中国风格、中国语言。2014年撰写了《谈“中国小说”创作的文学性》，从小说最基本的故事、人物、语言等八个维度，探讨“中国小说”的创作。2015年，撰写《“中国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主要从“中国小说”自身的美学价值肯定了它的独特性，并呼吁我们的小说家回到中国文化的正脉上来。2016年撰写《我们这个时代的浅写作》，直陈了丢弃传统滋养的当代小说的缺憾。我自己认为，一部好的中国小说，必须以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去构建，以中国文学的标准和体系去衡量。

“中国小说”的重提，不仅是文学的需要，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面对世界，在未来时代的一种精神姿态。而想创造出真正的“中国小说”，就必须摆脱对西方经验的被动依赖，必须返回到中国经验的“原乡”。好的中国小说，来源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是我们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描述我们自己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的一种极其高级的写作范式。我觉得，中国作家最终还是得回到自己的传统里，从哪里拜师学艺，把中国传统里优秀的东西发扬光大，因为那里才是一个写作者骨子里的东西，有血肉的、有生命的东西。

批评观及多余的话

有善意的长者建议我苦修一门西方的技艺，以此为解剖刀，方能做到庖丁解牛似的娴熟。我虽未经历学院严格的学术训练，但也下过苦力苦读了一大批西方文艺理论的书籍，但它们无法转化成我自己的批评武器。我对文学的理解和判断，完全来自于个人阅读的体悟，来自人心对人心的素面相见。由此，我提出了“做人的批评”，做说人话的批评。人世间的真理，往往在表现时，都是极通俗的。说人话，比依靠一堆理论堆积、比依靠术语横行，更有力量。最近我发现，有“人”还不行，还需要有心，故，我多坚持的批评观就是做有心的批评。人到，心也必须到。也许我的批评文字会很随意，甚至不那么正规，但它至少是坦诚的，并且携带着我个人的体温。

当然，这或许和我的职业有关。我不需要依靠C刊去证明自己有没有学术水准、也不依靠论文去评职称。做文学批评，完全是自己兴趣爱好的使然。我做文学批评，是期望将自己散乱的阅读串起来，最终形成活着的整体。所有的阅读，又都将会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而被慢慢消化，最终转化为自己的养分。所有书写，都能促使自己去不断思考。读中写，写中读。在读与写中，知识会在内心活起来，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2016年6月14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