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严歌苓就声明，自己要写一些“抗拍性”很强的小说。她说的“抗拍性”，指的就是文学元素大于一切的作品，这样能保持文学的纯洁性。但她的申明却是迟迟没能兑现，这一来是因为，她几乎每一部小说出版，都会引来中国影视界像抢救命稻草似的哄抢，以致有读者怀疑她写小说是为影视改编量身定做的；二来她强调的“抗拍性”，对于很多中国导演看来都不是问题。就像她在几年前的《陆犯焉识》，写了大量政治事件，她原以为够“抗拍”的了，还是给张艺谋导演攫取小说的“尾巴”，拍成了有很强“可拍性”的《归来》。

如此看来，即使是“抗拍性”之强如《追忆似水年华》《洛丽塔》《尤利西斯》，都可以被拍成电影，在严格意义上，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抗拍性”的小说。而小说可不可拍，只在于作家，还有他的作品能不能引起导演的兴趣。而在小说改编上，作为畅销作家、金牌编剧的严歌苓，已然是华语文学界可望而不可即的典范了。她的所有作品版权早已卖出，乃至只有一个名字时就被哄抢，而如果观众无缘得见其中的一些，只是它们如《天浴》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机会搬上银幕或荧幕。

当然，这还得归结于严歌苓能讲出很好看的故事，而异彩纷呈的故事正是电影的核心元素。就拿她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舞男》来说，单看她浓墨重彩表现的这个职业，就能引起读者的几份兴趣了。因为这个特殊职业，让主人公身在底层却混迹于上层，在豪奢和无望的底层之间来来往往，上达天堂下至地狱，洞穿了这个时代无可救赎的疼痛。而严歌苓选择这样一个特殊人物，也是因为舞男折射了人性的两极和幽微——人性，是世间不可捉摸的东西，善恶正邪，似乎无理却又在情理中，于是，人性在这个上海舞男身上，可测又不可测，遇黑则明，遇明又暗，其中的幽微处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极富张力。

在日前上海言几又书店举行的见面会上，严歌苓坦言，这个故事最早是她从一个朋友那儿听来的。她说，我们铁道兵文工团有一个跳舞的女演员，后来她不跳舞了，改行给人家拍电视剧的剧组化妆，她化得很好，也很赚钱。她先生是一个乐手，很老实，两个人非常般配，有一个很甜蜜的家庭。随着这个女人经济地位的改变，她成了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两人的关系渐渐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女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她要跟着剧组和演出团体出去化妆，她赚的大把的钱都拿回家来用，家里的生活条件变得非常好。有一天，这个非常老实的乐手不见了，找不到了。因为他受不了女人有这样强的经济能力，让家庭的整个氛围改变了。最后，是在一个偏僻农村的镇子上找到了他，他在帮一个年轻小姑娘卖烧饼，原来他跟这个小姑娘私奔了。“这个故事让我非常震惊，促使我写出这部小说。我想看看，贫富和阶层的巨大差异，怎样在时时撕裂着情欲。我希望观察这个时代男女有时因性别颠覆而出现的角色定位尴尬，看看他们会如何自处。”

为写这部小说，严歌苓做了扎实的调查。她去百乐门等舞厅体验生活，而跳舞的代价非常昂贵的。“进百乐门大概260块钱的门票，有一个香槟场，是4点到6点的，这一场算比较便宜的，也要200块，晚上更贵了，到乐队、歌手来了就更贵了。所以我跳的一般是4点到6点的场，不算太贵。但是你往茶座里一坐，要点饮料，要请舞师吃东西，要喝饮料，不断地休息不断地点饮料，完了以后还要请去吃晚饭。一晚上下来总要两三千块钱的样子，这种体验生活还真是非常昂贵的，一晚上两三千块钱，连着跳三天，一万块钱就出去了。”

事实上，严歌苓的写作大体都遵循这样的模式。她有一双非常善于聆听的耳朵，她的很多故事都是听来的。“我是一个非常能够在生活中发现故事的人。我很喜欢听人家讲故事，哪怕是在公共汽车上，在美国的轮渡上，听到人家在讲话，我都会抓到一两句很有意思的细节。”她听来这些故事，做好案头工作后，就开始做实地调查。早年，为写《小姨多鹤》，她去了三趟日本，每趟都有收获，但成本难以估量，“有的时候写个故事赚来的钱可能有一半要花在做调查上面。”；《妈阁是座城》的直接经济成本，则是四赴澳门赌场中哗哗流走的码洋；她为了写《老师好美》，跑过全国5所中学，有时候旁观，有时候跟学生一起听课；至于《第九个寡妇》，她数度下乡体验生活，在河南农村与老太太做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以至于在将父亲萧马早年的剧本《铁梨花》改写小说时，严歌苓很技痒地用河南方言重写了一遍。而有些故事她藏了20多年才动笔，也不仅是她有耐心等它们发酵，而是早些时候，她没有这么充足的经费支持必要的调查。

如今严歌苓早已没有这样的顾虑了。影视改编与作品畅销的丰厚回报，给她的调查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她坦言，要这样还批评当下影视资本疯狂追逐文学的现象，难免会给人留下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印象。再说，世界上的很多名著被改编成过电影，这是使名著价值保持下去的一个方式，用电影把观众变成更多的读者，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导演们的工作，我的读者群一年年扩大，而读者群扩大，表示他们终究会从小说中来理解我的创作，这对于文学来说是一种福音。”但严歌苓不忘强调，要仅仅是因为有了电影，书才会卖得好，没有电影，好文学都活不了，还得找这么一个寄居体来活，让她感到悲哀和愤怒。“现在很多人，一听谁的小说被某某导演买去了，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值得看的小说，这也恰恰证明我们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